2019年7月29日

從反送中到地區政治化

從2019年6月的「反送中」運動，演變至7月的屯門、上水和沙田等不同地區的示威活動，顯示運動在「沒有大台」的指揮下，正朝着一個「區區有遊行」、遍地開花的方向發展。2014年已曾喊出「傘落社區」、「自己社區自己救」等口號，真正落實卻是在5年之後的今天。

長期以來，一個人盡皆知的「不安事實」（inconvenient truth）是：香港的公民政治和集體行動，一般只集中在港島北一帶進行，6、7月的幾次大型遊行，更差點逼爆區內的地鐵負荷；而在九龍和新界廣泛社區，地區政治便似乎只有「蛇齋餅糭」，又或是由更不見光的「暗黑力量」主宰。雨傘運動無疑開拓了「素人政治」的可能性，局部擴大了地區政治的想像空間，但在區議會層面的影響力仍很有限，部分參選人更要面對被DQ的厄運。

區議會的「非政治化」

「反送中」運動會否帶來新的衝擊，為地區政治注入新的能量，實在是個值得探討的重要問題。

追本溯源，香港地區政治的重大發展，實得力於1980年代的代議政制改革。當時的港英政府曾開宗明義地，視地方行政為民主化計劃的基礎。1985和1988年，各區區議員更可間接選出多達10名立法局議員；到了1991年的首屆立法局直選，民主派大部分當選者均具有區議會的背景。凡此種種，皆深深影響着30多年來香港的政治發展軌跡。

隨着港英在香港前途的角色日漸淡出，加上立法會直選成分的不斷擴大，這個自上而下的改革遂無疾而終，地方行政和區議會好像變得可有可無。

尤有甚者是，曾被視作「三級議會」的中層、具有財政行政實權的兩個市政局，更在1999年被號稱「強勢管治」的董建華殺掉，原有權力則盡歸政府總部和文官體系。這原是香港民主化進程的一大倒退，令地區政治進一步萎縮，間接令政治人才培育出現斷層。

「不在我後園」的政治

自此以後，區議會已全面投入嶄新的政治角色。尤其是在2003年後中央全面介入，中聯辦地區辦事處走上前台，各類建制派基層組織如雨後春筍，大量民政資源則被投放到分餅遊戲中。2013年梁振英推出的「區區有一億」，更把分餅遊戲推至跡近荒誕的程度。建制派全面奪取區議會的多數議席，營造議會內一片歌舞昇平的假象，達成某種意義上的地區「非政治化」。

其後，香港出現的主要政治和民生議題，彷彿亦不再屬於區議員關注的範疇。

上述區議會「非政治化」的重要後果是，一些重要的社會民生議題被消音。區議員的視野大幅收窄，甚至只能看見選區內、幾條街的事情，就連延長交通燈5秒、巴士站加個上蓋之類，亦足以被視為任內的主要政績；對於一些涉及更廣大區域的議題，例如大型基建和規劃的影響，他們均難免事不關己，己不勞心。區議員作為政黨的前線樁腳、接觸選民的第一線人物，在重要民生議題上的動員力，亦已難免大打折扣。

相反地，一旦民生議題直接危及本區利益，亦難免面對更強烈的本位反抗。傳統地區領袖大可訴諸「不在我後園」（not in my backyard）的情緒，務求把本區所受的影響減至最低，但卻往往看不到議題更廣泛、更深遠的意義。此舉亦令多數基建規劃議題被「非政治化」——在地區層面完全被漠視。然而，在立法會的層面上，則淪為功能組別議員的技術性討論。

再連結與再政治化

絕無僅有的例外是2009年的反高鐵運動，以及2014年的反新界東北規劃，似乎仍能局部突破地區的局限，上升至全港關注議題的層次。

同樣顯而易見的是，這些運動皆成為年輕一代、「政治素人」涉足政治的重要事件，甚至為嶄新政治綱領冒現帶來契機；相反同區的區議會和區議員，無論泛民或是建制派，在事件的角色均只屬聊備一格，可有可無。

正如不少朋友皆已留意到，在「反送中」運動中表現比較活躍的地區，並不一定都是泛民的區選根據地。以屯門、上水和沙田為例，卻無一例外地，是社區關係和歸屬感較強的地區，居民皆具有深厚的地區感情，更願意在社區事務上積極參與。尤其不幸的是，在近年眾多發展趨勢（如自由行、水貨客）的影響下，原有生活方式正在急速改變，傳統社區關係正被逐漸瓦解。這些都是已累積相當怨憤的社區議題。

地區示威活動指向「反送中」之餘，同樣有各自各的地區特定訴求；提出具體地區訴求之餘，亦維持着「反送中」的共同目標。這些看似迥然不同的全港或地區議題，其實同時指向某些相似的憂慮：就是內地的滲透鋪天蓋地而來，香港原有的文化身份的喪失，以及自治空間的不斷萎縮。這些議題皆不約而同地，反映着深層次的中港矛盾，一個在回歸後揮之不去的夢魘。正如2015年陳果電影《旺角紅Van》中，社區消失所營造的恐怖氣氛，而電影標語亦順理成章地改成：還我香港！

網絡和地區政治結合

由此，「反送中」運動遂提供重要的契機，聯繫看似互不相干的全港和地區議題，把香港地區政治重新激活，並把傳統地區議題重新政治化起來。地區領袖毋須再自困於「蛇齋餅糭」，政治素人亦並非只關注「離地」的全港議題。長遠而言，全港與地區政治重新建立聯繫，對提升普羅市民的政治意識，不同政治力量之間的良性互動，以及公民社會打造穩固的基礎皆很重要。

當然，近期輿論的焦點仍難免落在11月的區議會選舉，包括建制派會否如2003年般被選民清算、「政治素人」又能否突圍而出之類。區議會手握重要的政治經濟資源，固然仍屬兵家必爭之地，亦是延續「反送中」的重要戰場；但必須同時指出，地區政治絕非只限於區議會，也非僅涉及中港矛盾的議題。只要有足夠的政治想像力，在議會以外仍存在大片的社區政治空間。

其中一個關鍵性的因素，是網絡動員力量的未來發展。它一方面可超越地理空間的阻隔，構成跨區域的龐大動員力量，成為「反送中」的真正主角，甚至登上美國《時代雜誌》。但另一方面，它亦是社區成員的在地工具，能繞過地區領袖的中介職能，毋須局限於傳統政黨的套路，令直接民主和直接行動變得可能。

在「反送中」運動發生之前，大家都會對「沒有大台」的網絡動員模式，曾存有不少疑問；在「反送中」運動展開之後，這種動員模式的長期可持續性，亦充滿未知之數。

可以肯定的是，一旦網絡動員和地區政治結合，在某程度上做到扎根社區，在特定地理空間中建立橋頭堡，它對香港政治文化將會帶較深遠的影響。

網絡動員具備彈性靈活、因地制宜的優勢，令地區政治各適其適、百花齊放，更加能夠充分體現何謂be water！

鄒崇銘影子長策會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