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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12日

鄒崇銘

禽獸與道友經濟學

在任長達10載的財經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是治港班子中少有的權威學者教授,他在臨別秋波之際,指現時樓市已完全脫離購買力,人們彷彿忘記了金融海嘯的教訓,投資者放下2008年以來一直保持的戒心,轉而被「動物本能」(Animal Spirits)接管。在追逐高風險回報的時候,風險管理早被忘記得一乾二淨。

禽獸經濟學

驟聽起來,還以為陳局長責罵投資者「禽獸不如」。但這個最早源於凱恩斯的理念,確也道盡了人類的自私和貪婪,一旦利慾薰心,便會展露出近乎瘋狂和非理性的一面。不過換過另一個角度來說,唯利是圖從來皆被經濟學家視作理性的表現,「利潤最大化」乃是主流經濟學理論的基石,甚至被奉為市場經濟的金科玉律。若按這種邏輯推斷,投資者大部分時間皆維持着「適度的」自私和貪婪,「遵照」經濟學定律來投資,「配合」市場所需的均衡狀態;只是偶爾也會突然「獸性大發」,因此才會出現市場失效的問題,如此而已。

眾所周知,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席勒(Robert Shiller),正是把「動物本能」概念發揚光大的表表者。他2009年(和George Akerlof合著)的Animal Spirits : 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 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一書,剛好出版於金融海嘯之後,就更是洛陽紙貴、膾炙人口。由席勒等人發展出的「行為經濟學」方法,有系統地把認知心理學套用在市場失效上,無疑有其發人深省之處;但若權充嚴格的理論工具,它對金融危機的解釋能力卻又極有限。

正如經濟史學家Philip Mirowski在Never Let a Serious Crisis Go to Waste : How Neoliberalism Survived the Financial Meltdown(2013)中,對席勒所作的批評,指把研究焦點放在個別投資者的微觀心理變化,來試圖解釋如金融海嘯般宏觀和系統性的危機,是無視分析層次上存在極大的鴻溝。席勒等人看似補充了主流經濟學所忽視的市場(以至人性)陰暗面,但實際上只是「小罵大幫忙」,把問題從宏觀制度和結構性因素,轉移到個人的行為和倫理之上,實行「責怪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如此而已。

批判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The Rebel City(2012)中,亦曾指摘席勒強調房地產泡沫的歷史偶然性,而無視它作為金融海嘯的主要成因,乃源自長期而深遠的政策和制度漏洞。哈維進而指出,正是由於地產基建的長周期特性,金融資本和國家的參與均絕對不可或缺。此等業務從長期來說顯然是投機性的,它必然存在巨大的風險,在很長時間之後及以更巨大的規模,重演它原本用來紓緩的過度累積危機。

道友經濟學

相對於席勒等人借用「禽獸」作比喻,我堅信用「道友」來形容非理性的市場瘋狂投機,可能更切合現實情況。「禽獸」所指向的,乃屬人性的本質和陰暗面,人人如是;而「道友」所指向的,卻是集團式的非法勾當,精心策劃。當道友被誘使長期吸食白粉,不能自拔,他便只能宿命地繼續靠白粉度日,泥足深陷。以至終有一天,道友吸食過量白粉陷入瘋狂和非理性,不由自主地把身家性命也賠掉。

這難免令人想起波蘭尼(Karl Polanyi)的經典金句:放任自由經濟是計劃出來的,計劃本身卻不是。(Laissez-faire was planned; planning was not.)

最近我對過去10年香港基建和地產泡沫進行反思,或可和「道友」的比喻互相印證。我把討論的起點放在《基本法》第107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此意味香港經濟和樓市向好,庫房收入水漲船高之際,政府仍要繼續加大花錢力度,它所帶來的「追龍」效應,實在絕不容忽視。

由於基建地產所需的巨額投資,能帶來龐大的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和就業機會,因此是凱恩斯主義者常用的財政手段。例如1929年經濟大蕭條之後,基建投資正是美國羅斯福新政下,吸收過度累積的主要工具。

由於政府開支與經濟表現成反比,這同時亦是一種「逆周期」(counter-cycle)財政政策,面對逆境時藉政府大灑金錢來刺激經濟。但回歸後按照《基本法》第107條的規定,香港卻必須採取「順周期」(pro-cycle)預算,令政府開支與經濟表現成正比。這所帶來的最重要效果,正是令基建和地產泡沫火上加油。

回首過去,在曾俊華擔任財政司司長的10年, 「庫房水浸」成為其面對的主要「難題」。經常性收入大幅超出開支,他會以一次性「派糖」的方式,「非經常化」地還富於民,即使在經濟和樓市好景之際,仍通過「順周期」預算刺激消費,但那些皆只屬小恩小惠而已。

相比之下,早期非經常性收入(主要指地價收入)超出開支,巨額盈餘遂被投於在十大建設之上;但到了後期,非經常性收入其實已漸漸落後,基建開支卻變得尾大不掉,仍「經常化」地繼續加速向上。

香港的絕望真相

由基建投資帶來的乘數效應,客觀效果是刺激經濟的總體需求,以及為各階層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因此亦為樓價的持續向上構成了「實質」支持。換句話說,基建投資一方面通過增加土地供應,另一方面, 其帶來的乘數效應亦同步在創造需求,刺激樓市升溫。如此無論在供應方和需求方,基建投資皆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促使經濟結構一味向基建地產傾斜。

與此同時,工商百業在地價和租金的壓力下,則不斷萎縮,進一步加深香港經濟對基建地產的依賴。因此一旦基建投資難以持續,原來樓市的「實質」需求,亦大有可能同時化為泡影,但其他產業卻已返魂乏術,整體經濟失去方向,再難找到新的推動力。

香港經濟對基建地產的依賴,其實和道友對白粉的依賴,完全沒有任何分別。就如近日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表最新的《世界競爭力年報》,香港蟬聯首位,但當中的「經濟表現」排名就由第5位降至第11位。經民聯議員林健鋒相信,經濟表現排名下跌與立法會拉布,令基建及經濟項目受阻有關。

林健鋒的論調正好引證,道友一時三刻沒有白粉頂癮,表現便難免會突然失常。這正好道破香港「道友經濟學」的絕望真相。

鄒崇銘  影子長策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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