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2日

禽獸與道友經濟學

在任長達10載的財經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是治港班子中少有的權威學者教授，他在臨別秋波之際，指現時樓市已完全脫離購買力，人們彷彿忘記了金融海嘯的教訓，投資者放下2008年以來一直保持的戒心，轉而被「動物本能」（Animal Spirits）接管。在追逐高風險回報的時候，風險管理早被忘記得一乾二淨。

禽獸經濟學

驟聽起來，還以為陳局長責罵投資者「禽獸不如」。但這個最早源於凱恩斯的理念，確也道盡了人類的自私和貪婪，一旦利慾薰心，便會展露出近乎瘋狂和非理性的一面。不過換過另一個角度來說，唯利是圖從來皆被經濟學家視作理性的表現，「利潤最大化」乃是主流經濟學理論的基石，甚至被奉為市場經濟的金科玉律。若按這種邏輯推斷，投資者大部分時間皆維持着「適度的」自私和貪婪，「遵照」經濟學定律來投資，「配合」市場所需的均衡狀態；只是偶爾也會突然「獸性大發」，因此才會出現市場失效的問題，如此而已。

眾所周知，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席勒（Robert Shiller），正是把「動物本能」概念發揚光大的表表者。他2009年（和George Akerlof合著）的Animal Spirits : 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 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一書，剛好出版於金融海嘯之後，就更是洛陽紙貴、膾炙人口。由席勒等人發展出的「行為經濟學」方法，有系統地把認知心理學套用在市場失效上，無疑有其發人深省之處；但若權充嚴格的理論工具，它對金融危機的解釋能力卻又極有限。

正如經濟史學家Philip Mirowski在Never Let a Serious Crisis Go to Waste : How Neoliberalism Survived the Financial Meltdown（2013）中，對席勒所作的批評，指把研究焦點放在個別投資者的微觀心理變化，來試圖解釋如金融海嘯般宏觀和系統性的危機，是無視分析層次上存在極大的鴻溝。席勒等人看似補充了主流經濟學所忽視的市場（以至人性）陰暗面，但實際上只是「小罵大幫忙」，把問題從宏觀制度和結構性因素，轉移到個人的行為和倫理之上，實行「責怪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如此而已。

批判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The Rebel City（2012）中，亦曾指摘席勒強調房地產泡沫的歷史偶然性，而無視它作為金融海嘯的主要成因，乃源自長期而深遠的政策和制度漏洞。哈維進而指出，正是由於地產基建的長周期特性，金融資本和國家的參與均絕對不可或缺。此等業務從長期來說顯然是投機性的，它必然存在巨大的風險，在很長時間之後及以更巨大的規模，重演它原本用來紓緩的過度累積危機。

道友經濟學

相對於席勒等人借用「禽獸」作比喻，我堅信用「道友」來形容非理性的市場瘋狂投機，可能更切合現實情況。「禽獸」所指向的，乃屬人性的本質和陰暗面，人人如是；而「道友」所指向的，卻是集團式的非法勾當，精心策劃。當道友被誘使長期吸食白粉，不能自拔，他便只能宿命地繼續靠白粉度日，泥足深陷。以至終有一天，道友吸食過量白粉陷入瘋狂和非理性，不由自主地把身家性命也賠掉。

這難免令人想起波蘭尼（Karl Polanyi）的經典金句：放任自由經濟是計劃出來的，計劃本身卻不是。（Laissez-faire was planned; planning was not.）

最近我對過去10年香港基建和地產泡沫進行反思，或可和「道友」的比喻互相印證。我把討論的起點放在《基本法》第107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此意味香港經濟和樓市向好，庫房收入水漲船高之際，政府仍要繼續加大花錢力度，它所帶來的「追龍」效應，實在絕不容忽視。

由於基建地產所需的巨額投資，能帶來龐大的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和就業機會，因此是凱恩斯主義者常用的財政手段。例如1929年經濟大蕭條之後，基建投資正是美國羅斯福新政下，吸收過度累積的主要工具。

由於政府開支與經濟表現成反比，這同時亦是一種「逆周期」（counter-cycle）財政政策，面對逆境時藉政府大灑金錢來刺激經濟。但回歸後按照《基本法》第107條的規定，香港卻必須採取「順周期」（pro-cycle）預算，令政府開支與經濟表現成正比。這所帶來的最重要效果，正是令基建和地產泡沫火上加油。

回首過去，在曾俊華擔任財政司司長的10年，「庫房水浸」成為其面對的主要「難題」。經常性收入大幅超出開支，他會以一次性「派糖」的方式，「非經常化」地還富於民，即使在經濟和樓市好景之際，仍通過「順周期」預算刺激消費，但那些皆只屬小恩小惠而已。

相比之下，早期非經常性收入（主要指地價收入）超出開支，巨額盈餘遂被投於在十大建設之上；但到了後期，非經常性收入其實已漸漸落後，基建開支卻變得尾大不掉，仍「經常化」地繼續加速向上。

香港的絕望真相

由基建投資帶來的乘數效應，客觀效果是刺激經濟的總體需求，以及為各階層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因此亦為樓價的持續向上構成了「實質」支持。換句話說，基建投資一方面通過增加土地供應，另一方面，其帶來的乘數效應亦同步在創造需求，刺激樓市升溫。如此無論在供應方和需求方，基建投資皆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促使經濟結構一味向基建地產傾斜。

與此同時，工商百業在地價和租金的壓力下，則不斷萎縮，進一步加深香港經濟對基建地產的依賴。因此一旦基建投資難以持續，原來樓市的「實質」需求，亦大有可能同時化為泡影，但其他產業卻已返魂乏術，整體經濟失去方向，再難找到新的推動力。

香港經濟對基建地產的依賴，其實和道友對白粉的依賴，完全沒有任何分別。就如近日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表最新的《世界競爭力年報》，香港蟬聯首位，但當中的「經濟表現」排名就由第5位降至第11位。經民聯議員林健鋒相信，經濟表現排名下跌與立法會拉布，令基建及經濟項目受阻有關。

林健鋒的論調正好引證，道友一時三刻沒有白粉頂癮，表現便難免會突然失常。這正好道破香港「道友經濟學」的絕望真相。

鄒崇銘影子長策會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