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9日
在剛過去的立法會選舉中,朱凱廸締造了一個大衞戰勝哥利亞的傳奇,「官商鄉黑」則一躍成為全港矚目的議題,勢必成為載入香港選舉史的經典案例。可惜的是,這個今時今日已無人不識的嶄新概念,卻可能同時帶來不少新的誤解而多於理解。
顯而易見,翻看早前兩三周關於「官商鄉黑」的報道,焦點一面倒地傾向「鄉黑」而隱沒「官商」所扮演的角色。這個嚴重的忽略實在非同小可,似乎由於鄉事派站在選舉的前線,公眾形象一般較差;加上涉及死亡恐嚇的事件,已無可避免地給打成荷里活電影公式的大壞蛋;相反,那些躲在背後的體制力量,卻可以輕而易舉的置身事外。
官商身影何在?
然則,「官商」的身影又隱藏在何方?就以作為焦點中的焦點的橫洲為例,38公頃的棕土原可興建17000個公屋單位,政府於2014年卻突然轉用附近的綠化帶,令單位數目突然大減至4000個。惟日前梁振英再度施展「語言偽術」,指這只是本着「先易後難」的方式來做,日後橫洲將分三期發展,稍後並會公開可行性研究報告。政府過去一直採取「黑箱作業」的態度,對民間質疑的聲音置若罔聞,若非朱凱廸「拚命一搏」,則公眾也不知何時才會發現,橫洲原來會有第二和第三期發展這個「天大秘密」?
另一方面,早前《明報》的報道已一矢中的,披露政府改劃綠化帶和拆遷非原居民的村落時,大發展商早已「春江水暖鴨先知」,申請改劃毗鄰的綠化帶興建豪宅。不過,更接近現實的情況卻極可能是發展商首先有意改劃綠化帶,其後政府才加以「配合」興建公屋,提供基建設施,因此所謂「先易後難」的「第一期」計劃;至於該發展商曾在上屆特首選舉中高調站台,更是不在話下。
這或許最能充分解釋鄉事派的「憤怒」,為何發展商能在新界隻手遮天,翻雲覆雨,通過改劃土地用途的點石成金伎倆,年年賺取數以百億元計的瘋狂暴利?而世世代代身為業權人的原居民,卻只能從中分得一個零頭,還要背負着千夫所指的惡名?更甚的是,深得聖寵臨幸的新興體制力量坐大,原居民的政治影響力日漸下降,未來恐怕就連一個零頭的好處也難以保住!
去管制 去規劃
事實上,新界幅員廣闊的鄉郊土地,尤其是新界西北地區,除了充當城市急速擴張的土地儲備,同時亦成為處理城市閒置及廢棄物品的回收場;在大量高污染的廢車場和貨櫃場之外,尚存如毒瘤般擴散的傾倒泥頭問題。發展商通過各種中介人非法棄置泥頭,每年逃避向政府繳付數以億元計的填料費,而當局則以隻眼開隻眼閉的態度,輕輕放過。今年初出現的天水圍泥頭山事件,正好為朱凱廸提供絕佳的機會,讓鄉郊土地破壞的議題浮出水面。
發展商肆無忌憚在新界各據山頭,摧殘土地生態,套用大衞哈維(David Harvey)的話,是一個「掠奪性累積」(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的過程。 追本溯源,政府從發展規劃的策略退卻,正好與過去20多年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去管制」甚至是「去規劃」(non planning)的政策取向不謀而合。土地供應根本不可能真正通過市場解決,意味「小政府、大市場」的理念只能淪為政府力圖潛伏藏匿,以及特權階級合法壟斷的依據。在「有形之手」有意無意放鬆或「鬆章」(而非放開)的角落,一方面形成半真空的執法狀態,另一方面卻又為發展商的利益鳴鑼開道。
只要從《香港:2030》策略規劃中的「最可取的發展方案」,我們已能見微知著地深切感受到,新界的長遠策略規劃早已等同散亂無序的「去規劃」,並勾畫出獨特的後現代、天女散花、以「點」為單元的發展模式,這亦正是新界陷入混亂無序發展的開端。相對於歐美無止境的城市擴張,不無弔詭地,新界的獨特發展模式亦可稱為無節制的「鄉郊擴張」(rural sprawl)——一個完全由政府一手造成的惡果。
正如土地正義聯盟的朋友不無深意地指出,就算特權鄉紳的「小地產霸權」被踢走,結果亦只是讓「大地產霸權」進軍新界。關心鄉郊、環境、農業的香港人,實際上要抵擋來自「官商」和「鄉黑」的雙重脅迫,既要改變特權鄉紳把持新界的現狀,更要防備黃雀在後的大地產商,以及假房屋之名的新自由主義發展引擎。
探求鄉郊民主
在未有民主參與和農業本位的鄉郊房屋政策出現之前,主流政黨所推動反丁權的方向,可能最終只是成就發展主義式的城巿化。這正是「民主改革鄉議局」極其特殊的政治意義——它期許新界回到關心鄉郊、愛護環境的人手中,不分原居民或非原居民。
拒絕犬儒,我們要看見新界、相信新界、相信狹縫中的新界未來,相信土地、相信人,把握未來關鍵的二三十年,打造鄉郊民主。民主在哪裏?不只在媒體流播的宏觀政治裏,更是在社區裏。這正是朱凱迪別樹一幟的地方,因為他明白到社區不但啟動政治參與意識,而且更是內部改變新界本質的鑰匙。如果說「人人都是朱凱迪」有什麼實質意思或內容,就是回到自己的社區,開始創造生活吧。
鄒崇銘_影子長策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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