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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6日

鄒崇銘

政策辯論中的電車難題

一輛電車在軌道上高速行駛,司機忽然看見前方有5名維修工人,想煞停電車時,卻發現制動器壞了,直衝過去5人必死無疑。此時司機發現旁邊有條備用軌道,也有一名工人工作,假如司機把電車轉向備用軌道,則只會撞死一人,救回5人性命。

道德兩難如何抉擇

這是倫理學上稱為「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的思想實驗,早在半個世紀前已經提出。近年由於哈佛大學教授Michael Sandel的網上哲學課程,令它重新為人廣泛談論。到底應否為救5人的性命,而犧牲一人的生命?這是一個道德兩難的抉擇,涉及群體利益和個體利益之間的取捨,不同人對此有不同看法。

電車難題把道德抉擇推向極端的狀態,迫使人深思自己的倫理價值觀。但在現實生活中,類似的不同選項間的兩難取捨,其實比比皆是,在公共政策議題辯論中尤其普遍。我們是否應該以多數人的利益為依歸,而犧牲弱勢小眾的權利?假如真的要犧牲的話,又應否劃一條客觀的底線,讓弱勢的基本權利也有保障?而非像電車難題的情況,「下下都要攞佢條命」?

在一個成熟的多元社會,不同人認為什麼價值更加重要,可能會出現南轅北轍的取向。彼此之間固然可先作理性辯論,各自陳述支持己方的理據,但卻很難歸結為一些絕對和共認的標準。這意味彼此最終仍會堅持(或局部堅持)原有立場,繼續「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然而,當整體社會要作出抉擇時,則少數人的聲音又應該如何看待?

單一議題的狹隘訴求

其中一個香港常見的兩難問題是,在立法會直選的多議席單票制下,同一派別會派出多名候選人,而每名選民只能投一票。那麼選民應按自己的取向投票?抑或應偏幫那些勝算較低的候選人,進行所謂的「策略性配票」?應集中支持自己心儀的候選人,抑或應以大局為重,「含淚投票」?在過往不少的情況中,某些大黨固然得到較高的民意支持,因而獲得壓倒性的大量選票,以至其他位處邊緣的候選人,便極有可能被犧牲掉。

或許立法會直選並非一個好例子,因為它是一種蓄意為之的制度扭曲,以防止某些派別在立法會取得凌駕性優勢。以往主要是針對泛民制定的防範性措施,其後建制派政黨得票比例大增,卻也同樣面對候選人之間難以協調的局面。多議席單票制必然導致政治分化,造成議會派系四分五裂,這已是政治學公認的金科玉律。

撇除畸形選舉制度的極端例子,即使在更多的公共政策辯論上,往往亦存在排斥性╱單一議題團體,以及兼容性╱多元議題團體之分。由於前者只集中倡議某種特定的訴求,因而成員往往能建立較佳的內聚力,並成功轉化成強大的政治動員力;但同時由於它只專注於一己關心的議題,對其他事情則漠不關心,因此亦往往欠缺誘因,以開放態度與其他團體交流合作,導致不同議題之間的鴻溝難以收窄。

單一議題團體不一定人丁單薄,有時甚至會凝聚跨階層的廣泛成員。例如美國反墮胎和反槍管的右翼團體,便有遍布全國的群眾基礎,並且通過募集巨額的政治獻金和建立強大的游說網絡,對美國政治形成巨大影響力。這些團體一旦走向偏激立場,把個別政策訴求無限上綱,推向極端,對其他選項一概充耳不聞,拒諸門外,則難免對其他少數聲音構成排斥,甚至對公民社會的多元均衡造成破壞。

環境議題與鄰避效應

在環境保護的領域,同樣存在顯著的單一議題狀況,容易造成公民社會中的排斥和分化,以及價值和利益之間的鴻溝。其中一種最普遍、也廣為人知的是「鄰避效應」(Not In My Backyard, NIMBY)的現象。相關團體和居民只關注一己的社區,免受污染或其他厭惡性設施的侵擾,因而拒絕以開放態度跟其他社區溝通,從宏觀規劃和整體社會的角度解決問題,導致不同社區之間的鴻溝難以收窄。

平情而論,鄰避效應屬人之常情,力圖避免整體社會成本凌駕於社區利益。事實上,回顧香港近年的相關案例,例如石鼓洲焚化爐的興建、將軍澳堆填區的擴建,並非單純出於社區團體和居民的片面反對,而是整體源頭減廢的政策受到質疑。社區若採取民粹和煽情的抗爭方式,自我營造出狹隘自私的印象,在策略上固然有值得商榷之處,但輿論若因此把問題簡化為個別社區的鄰避效應,亦很可能只是政府掩飾政策失誤的藉口。

特區政府操控民意的手段,其實一點也不容小覷,近年還經常花費大量公帑聘請公關公司,出動知名的「政治化妝師」,大鑼大鼓地籌劃所謂「公眾參與」,為早已欽定的官方政策選項塗脂抹粉,實在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

政府其中一個常用的醜陋伎倆,就是為政策提出看似合理的各種選項,誘使公民社會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擇,力圖在不同團體之間炮製對立分化,讓公眾無法凝聚制衡政府的力量。

當然,假如排斥性╱單一議題團體的數目有限,並非普遍存在於公民社會,則政府也不可能看準這類缺口,乘虛而入。不過,香港文化一向講求急功近利,立竿見影,不習慣對政策議題進行深入討論,反覆求證;即使是一心追求社會公義的倡議團體,同樣也會傾向把問題簡化二分,面對道德兩難則力求迴避,從而確保自己佔據的道德高地;但它們亦很可能因此間接變成政府的棋子,被利用作打壓其他弱勢聲音的工具,當發現結果只會是唇亡齒寒,便為時已晚。

Not in Anyone's Backyard

久而久之,這些團體同樣也會跌落鄰避效應的陷阱,自困於一己具排斥性的狹隘政策視野中,政府則可輕輕鬆鬆坐看鷸蚌相爭、漁人得利。假如不同團體之間願意拋開成見,跳出單一議題的「安全區」,直面多元社會的繁雜聲音,兼容其他團體的各種訴求,則仍有機會突破鄰避效應的束縛,促進公民社會更開放理性的辯論。善用未來一個月的時間,仍為時未晚。

與其畫地為牢,但求Not In My Backyard,不如擴闊視野,推動Not In Anyone's Backyard,或許才是面對道德兩難的最佳方式。

鄒崇銘  影子長策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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