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24日

鄒崇銘 影子長策會

DQ的政治經濟學

由於立法會的宣誓風波，再有4名議員被取消議席。其中一個惹人關注的焦點是，泛民主派將會失去分組點票的否決權，讓建制派大有機會乘人之危，修改《議事規則》，禁止多年來的拉布策略；日後財委會各項撥款申請便會通行無阻，立法會的議事效率則會大幅提升。

背後涉及巨大經濟問題

近日關注焦點難免落在增加36億元教育經費，但廣為人所忽略的是，遠大於此數的各項基建工程開支。以近期審議的項目為例，便包括價值424億元的中九龍幹線、206億元的東涌新市鎮擴展工程，以及47億元的威爾斯和屯門等醫院重建或擴建工程等。相比之下，教育經費的增幅只屬九牛一毛。

毫無疑問，從拉布到DQ，這既是一個中港政治的危機，背後亦涉及巨大的經濟問題，不同持份者對此早已直言不諱。例如經民聯議員林健鋒相信，經濟表現排名下跌與立法會拉布、令基建和經濟項目受阻有關；建造業大聯盟則指出，建造業和工程界就業人口超過40萬，連家屬過100萬人，要令行業健康發展，每年「需要」2000億元新工程——700億元來自政府基建、700億元來自私人地產項目、600億元來自維修。

從1985年開始，香港基建開支皆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Capital Works Reserve Fund）的特別賬目支付，政府會把每年地價收入撥入基金，作為只限用於基建的「非經常性支出」。土地於是發展出現一個「資本旋轉門」的現象：與土地有關的收益撥入上述基金，而基金內的公帑再度投放予土地有關的工務工程，形成一個恆常不斷的開發環境、製造土地、發展基建工程的循環系統【註1】。

正如我在姚松炎教授主編的《選擇．未來——香港2030+民間替代方案》（土地教育基金，2017）一書中指出，曾俊華擔任財政司司長的10年，「庫房水浸」成為其面對的主要「難題」。經常性收入大幅超出開支，他會以一次性「派糖」方式，「非經常化」地還富於民，但那些皆只屬小恩小惠而已。相比之下，早期非經常性收入（主要指地價收入）超出開支，巨額盈餘遂投放十大建設之上；但到了後期，非經常性收入其實已漸漸落後，基建開支卻變得尾大不掉，仍「經常化」地繼續加速向上。

中大前副校長廖柏偉曾提及，1980-1997年地價總收入為3092億元，工程總開支則是2184億元，因此「地價淨收入盈餘」為909億元【註2】；1997-2013年地價收入上升一倍至6104億元，但開支卻上升一倍半達5542億元，盈餘僅為562億元。廖柏偉是特區政府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成員，他原試圖告訴大家，地價盈餘偏低不足支持經常性支出的增加，因此不能轉撥作教育、醫療和福利等民生事務上；但他卻竟完全沒有注意到，問題關鍵是工程開支增長過快，甚至已倒過來需由經常性支出補貼！

廖柏偉更加不會預計到，若按2013-2017年已知的數據，再加上2017-2018年度《財政預算案》的估算，則2013-2022年10年間的基本工程開支將接近9000億元，是此前1997-2013年15年間開支的1.6倍！但與此同時，地價收入增長的估算將愈來愈趨於落後，其中於2014-2016兩個年度，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便分別錄得76億元和161億元赤字；預計自2018年起，每年更將錄得百多至200多億元的赤字，2018-2022年，4個財政年度的工程開支將合共虧損近800億元！

恰巧近日逛書展的時候，看見清華大學李浩然、袁曉航的《從世界工廠到世界工程師：新角色下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三聯書店，2016）一書，實大有茅塞頓開之慨。

顯而易見，「一帶一路」乃是中國輸出過剩產能的策略，一方面把天然資源開發、高鐵和高速公路等基建投資，轉移向發展水平較低的亞非地區；另一方面，國內則轉而開拓高增值的機械人、自動化等高新產業，重新提升面向全球的經濟競爭力。所謂的「世界工程師」，無非就是把依賴「磚頭」的發展模式，送到更加需要「磚頭」的落後地區。

既然特區政府大力支持「一帶一路」，香港建造業亦大可擔當「世界工程師」，在哈薩克、烏茲別克、巴基斯坦或伊朗推動基建，把引以為榮的高鐵和港珠澳大橋移師當地，為40萬從業員帶來無限的發展機遇。

相比之下，香港這個高度發展成熟的國際大都會，根本早已脫離依賴「磚頭」的發展階段，不斷投入數以千億計的公帑投資，換來只會是一堆低效低能的「大白象」工程。

香港前路的歷史抉擇

就連測量師出身的前任特首梁振英，任內亦經常勉勵我們的下一代，要走出香港，認識大中華，面向全球市場；然則，為何建造業和工程界也不響應一下官方的號召，立下向外闖一番天地的決心？顯然業界所依據的，並非面向全球市場競爭的規律，而是前述「資本旋轉門」的規律；業界早已習以為常的，乃是社會主義體制下的計劃經濟，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大鍋飯」模式。或許，這亦正是「一國兩制」最優越的地方！

長期以來，以政府巨額補貼的國營基建，被打造成香港不可或缺的經濟命脈，被視為維持香港競爭優勢的主要策略；但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它更加是延續「磚頭」依賴、鞏固地產霸權的工具，亦是窒礙香港發展和進步的關鍵。這實無異於飲鴆止渴，把香港推向難以持續發展的不歸路。

由此可見，從拉布到DQ，其實亦間接反映了香港前路的歷史抉擇。它決定了香港注定要「食老本」，通過公帑不斷進行利益輸送，延續對低效過時產業結構的依賴。對既得利益集團來說，這將是不勞而獲、坐享其成的最佳保證；對北京政府來說，此舉亦大可進一步把香港邊緣化，減輕中央對香港經濟的依賴。凡此種種，其實都是路人皆見的簡單事實，難道特區政府和建制派議員會視而不見？

註1：本土研究社：《不是土地供應：香港土地問題的迷思與真象》。香港：本土研究社，2012。

註2：Liu Pak Wai (2014). Land Premium and Hong Kong Government Budget: Myths and Realit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stitute of Global Economics and Finance Working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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