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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5日
外交學有關糾紛調解（Conflict Resolution）的研究將外交分為第一軌外交（Track One Diplomacy）及第二軌外交（Track Two Diplomacy），前者是指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正式外交，後者是指非政府組織、個人網絡等非正式的「民間外交」渠道。以美朝關係為例，「特金會」屬第一軌外交，而前籃球員洛文（Dennis Rodman）與金正恩會面可算是第二軌外交的範例。
然而，這種分類建基於昔日的「主權至上」的外交體系，新的多軌外交除了是傳統的國家間外交及非國家個體網絡外，城市外交（City Diplomacy）也是重要的一環，具體例子如不同歐洲城市均有屬於歐洲及非歐洲的姊妹城市，或是剛取消訪華的卑詩省商務團。這些「次外交」（Paradiplomacy）的特色在於，它既有一定的官方身份（例如代表市政府或州政府），但不完全代表國家，因此往往比起第二軌外交更有破冰作用，是兩國正式建交的起點。
但香港的法理地位卻比傳統的城市外交再多一層，原因源自英殖年代英屬香港活躍於不同國際貿易談判、加入不同的國際經貿組織，以及被賦予不同的經貿職能，而這些「特權」在主權回歸中國，透過《基本法》、國際慣例及不同國家的國內法得以落實。具體而言，香港是世界貿易組織的正式會員，是個獨立的關稅區（Customs Territory），因此她可享有別於北京的出入口管制及關稅政策；在國際經貿談判上，香港跟東盟是平等的談判關係，而非附庸中國跟東盟的貿易談判；在船隻管理上，香港是個獨立的「船旗國」（Flag State），有獨立的船旗標示方式及船隻登記系統，也衍生了相關的國際法律責任及監管要求。
因此，假如我們放寬第一軌外交對國家及外交的執着，着重其正式關係及涉外能力，香港可成為一個活潑於國際政治的「1.5外交實體」︰以政府身份交流的涉外關係（例如世貿成員、船旗國等國際責任）、以城市身份交流的涉外關係（例如2016年香港願景計劃提出的「姊妹城市計劃」）、以非政府組織及個人身份的涉外關係（如前南華足主張廣勇曾不諱言希望藉入主南華嘗試「足球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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