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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30日

陳偉信 EJ GLOBAL plus 環地視野野

香港變戰略三角 西方軟實力跳板

本年的感恩節對於香港人而言也許別有意義,因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萬般不情願」下簽署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說是「萬般不情願」,一是在白宮簽署的聲明中,特朗普表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及另一條《保護香港法案》有部分條文侵蝕總統制訂外交政策的憲政權力,表明會小心翼翼地處理相關條文確保總統的憲制地位不受挑戰;二是不少媒體表示,特朗普深明建議或會影響中美貿易談判及長遠關係,以及他與習近平主席的「私人友誼」,因此早前也表明Stand with Xi同時Stand with Hong Kong,在尊重中國及香港人民的前提下簽署法案──儘管獨特的國情指導下,單是這句說話將「中國」與「香港」同等並列,其實已是相當的政治不正確。

得到如斯結局,一方面是歷經敝校及友校理大兩場警方與示威者的攻防戰,令外國社會對「港版六四」有直接的畫面衝突及聯想︰大學生X民主運動X武力鎮壓,一直是西方社會在對華政策的心結,也是承受不起的道德指摘;二是特區政府自運動發生以來,即使多次強調事件已涉及「中美地緣政治」及「中美貿易戰」,卻沒有足夠的政治能量去分析及處理修例風波所帶來的國際政治後遺症。當然,更為根深柢固的原因,是特區政府本身欠缺足夠的國際視野,錯誤判斷香港國際網絡的政治潛能,「東方之珠」留下的東方「蜘蛛網絡」,最終令北京及特區政府措手不及。事已至此,唯追來者,了解香港在國際關係的前路,也許是香港社會要思考的事。

修正戰略模糊 為「兩制」劃紅線

對於研究中美關係的學者而言,《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與另一極具爭議的法案《台灣關係法》大抵沒有太大分別︰國會立法而總統「無奈」簽署,法案的重點是「維持現狀」,也賦予美國有介入事務的空間。因此,新的中美港關係也可運用傳統用以分析中美台關係的「微型戰略三角」(Mini Strategic Triangle),來應用於今後的中美港關係。

中美台微型戰略三角的重點,在於中美之間選擇性的模糊整個台海局勢及立場,從而讓中美可以透過灰色地帶,爭取最大的國家利益,同時維持台海局勢大致穩定。而在暴風眼的台灣,卻會嘗試善用兩國灰色地帶,爭取最大國際空間及支持以擴大自身利益及政策選項。而《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雖不涉及處理統獨這樣的硬問題,但維持「一國兩制」有效運作,香港的自治及人權得到保障,同時維持中美在香港的利益,當中的外交技巧及政策處理卻要掌握得精細。

因為有異於統獨明確的指標(例如北京武力攻台或台灣宣布獨立),「一國兩制」的根本設計本來就是要模糊化陸港之間的隔線,一方面維持北京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另一方面卻要分隔北京與香港的國際政經參與及對待,從而令「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成為西方對華關係壓力閥及北京面向國際的一扇窗。

因此,何謂干犯「一國兩制」的界線,本來就是一個相當虛的概念,例如對香港人而言本地政治生態每況愈下,甚至出現「李波事件」、「林榮基事件」等,西方社會包括美國在內除了表示深切關注,多份涉及香港「一國兩制」的報告還是確認香港情況「不完美、但可接受」。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出現,從希望制裁香港官員的角度出發,自然是大大的一次勝利,畢竟香港這個政治屬「發展中程度」、經濟屬「已發展程度」的繁華之地,終於有方法在體制外「懲罰」那些影響香港自由及人權的官員。

但從定位「一國兩制」而言,《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多個面向的監察,其實是為西方接受的「一國兩制」訂下一些更明確的界線,對北京、香港以至西方社會而言,其實是修正「戰略模糊」的必經階段︰北京了解美國及其他國家在什麼的情況下會影響「一國兩制」的認證工作,自然可以有相對應的布局,甚至派出說客團針對這些認證項目加以游說;華盛頓增加了自己應對「一國兩制」走樣的籌碼,也明確地劃下了紅線,主要的溝通對象是北京,也是國內民眾及在港在華有明確利益的企業。有了這些清晰的界定,中美雙方清晰地了解「真正的」灰色地帶是什麼,而非空泛地建構彼此的模糊戰略,結果反而是越過對方的「紅線」而不自知。

軟實力停泊 穿透北京防火牆

另一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改寫的政經生態,是香港成為民間海權(Civilian Seapower)的戰略樞紐,讓西方的「文明力量」正式落戶泊岸。昔日華府視台灣是美國在東亞一艘「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將台灣的民主化、國際連結及與北京的張力視為美國島鏈戰略防衞一個重要元素。但隨着中美關係改變,台灣內部「中國化」及「本土化」的二元對立高漲,中國「銳實力」對西方個別社會及美國建立的「自由世界秩序」的衝擊,令美國以至西方社會開始想像這艘「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是否需要更多支援。

美國過去數年在台灣問題上修改立場,例如通過《台灣旅遊法》,多次傳出研究美國對台代表地位升格;荷蘭早前通過動議,支持台灣參與不同的國際組織,更希望由歐盟內部體制出發,研究如何協助台灣重回國際社會,均顯示西方對台立場有輕度改變。

而假如台灣是一艘「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香港既有的民間海權力量,就成為了維繫這艘「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的重要戰略港口。香港本來已成熟的民間網絡,令西方社會本來已有不少商業利益依附着香港這套民間貿易體系︰例如2017年歐盟從香港得到直接投資超過1500億歐羅,有超過2200間歐洲企業在香港運作,當中有近半將香港視為它們的區域總部;加拿大既有為數不少的「香港人」定居,同時在香港也有大量的「加拿大人」工作及生活,兩地關係在傳統外交層面外有更多的民間連結。

這個猶如蜘蛛網的跨地域網絡,本來就是由香港這個海港建立的獨有生態,當中的利益及道德責任千絲萬縷,卻從來欠拉起線頭的勇氣及契機。這次的反修例運動打開了這條國際線的副本任務,令香港人善用海洋民間網絡的資源,拉動了美國制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美國以《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在香港問題上下了錨,自然對其他西方國家有領頭作用─特別是參議院版本比眾議院版本更強調美國與盟友之間的連結,更強調西方社會在香港問題的角色及責任。

美國盟友卻也突然發現,她們在這個港口也有一定的泊位可以介入︰英國有BN(O)及《中英聯合聲明》、加拿大、日本有龐大的僑民責任、澳洲有疑似間諜在港工作等。中國的「銳實力」以商業方式直接打入西方社會,西方社會本來就難以直接與其抗衡;但當身處中美大棋盤的香港這個成熟民間海權港口有泊位供西方「軟實力」停泊並轉運各地,「軟實力」原來所欠缺的「穿透力」就可透過借用香港既有的民間海洋網絡聯繫其他盟友,以「兄弟爬山」方式嘗試穿透北京築起的防火牆。而本來同樣的做法在北京眼中大可借力打力,但一如筆者在其他媒體指出,這樣的時機早已失去。落得如斯境地,實屬不幸。


陳偉信  中大全球研究學士課程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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