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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5日

陳偉信 EJ GLOBAL plus 環地視野

平衡涉外三腳凳 保港口都會優勢

一份美國國會轄下委員會的報告、一宗涉及前香港高官的審訊、一宗國內科企高層被加拿大警方拘捕的案件,令香港這個「國際都會」再一次進入國際社會的眼簾,也令筆者相當罕有地受邀請在公開場合討論有關香港涉外關係的議題。

這次有關香港涉外關係的討論,在現實及虛擬社會涉及3個不同的面向︰泛民主派的主流面向是香港應盡力向國際社會游說「一國兩制」在港仍然有效,國際社會在監察香港「一國兩制」實施狀況是否良好的同時,應繼續保留香港的特殊地位,當中細節分別在於是否以新的法律形式評核「一國兩制」運作情況及「懲罰」涉事者;建制派的主流面向是批判外國社會「雙重標準」,不過是以虛偽的人權問題為藉口,在貿易戰上另開新的戰場,以「香港問題」作為貿易戰的另一武器;民族主義者則更強調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是《基本法》的產物,不容美國說取消就取消得了;至於網上輿論及焦土派希望「借力打力」,既強烈要求美國應即時取消《美國-香港政策法》,同時要求泛民主派、商界及政府官員不應出國游說,認為這樣才是符合「愛國愛港」的「真.政治家」典範。

這樣的討論其實相當不着邊際,一方面簡化問題為美國是否取消香港關稅區及其商業影響,但報告的建議僅要求商務部及其他聯邦政府機構就對港及對華「軍民兩用科技」出口政策提交報告,與取消獨立關稅區的建議尚有千里之遙;二是簡化理由為美國對香港的人權問題深感不滿或是貿易戰的延續,因此香港的特殊地位既是國際談判的籌碼,也是國際政治角力的第二戰場。導致這些不成熟討論的原因既是政治立場所累,也是欠缺對香港涉外關係在當下國際政治及貿易角色的理解。筆者認為,一旦了解香港的地緣及法理角色,過去、現在以至將來香港面對的本地及國際政治問題,本來就是香港這個「港口」要面對的政治宿命,也是為政者、從商者及公民社會必然要面對的政治抉擇。

管治如履薄冰 不盲從不偏袒

一如其他國際政治的特殊案例,香港所擁有的特別身份並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在於現實政治及列強角力的平衡︰香港之所以成為英屬殖民地及西方社會眼中的自由港,既是英帝國主義希望在對華及東北亞航線上有一個更接近貿易點的橋頭堡,也是西方社會希望建立一個有別於澳門、合乎西方貿易慣例及獨立於清政府的「條約港」;而澳門最後成為葡萄牙的條約港,某程度上是為了平衡英法在廣州地區的貿易角力,以澳葡殖民地將法國限制在廣西,英國則可在廣東發展。

而回歸後的香港之所以可維持這些「特權」,本質上是北京的認可(《基本法》)、國際社會支持(眾多外國企業及商會的實質支持),以及不同國家的國內立法及行政措施(如美國的《美國-香港政策法》及其他國家對特區護照的簽證安排)三方共同維繫的結果。因此,治理香港從來也應如履薄冰,除了要居安思危考慮國際環境的轉變如何影響這張「三腳凳」的立足之地,在本地及涉外關係政策上也要確保取得三方信任,過猶不及的政策及政治表態──不論是不受控的民族主義情緒還是盲從西方政治及經濟價值──本質上均不符合國家利益、國際社會利益及本土利益。

行文至此,相信讀者不是將筆者視為政治牆頭草,就是完全不明白為何維繫這張「三腳凳」會符合本土利益。筆者有待完成的博士論文研究主要是分析港口及民間海權概念以及在當今國際政治的應用,其中的一個論點在於港口(Port)是一個特殊的地緣空間(Geopolitical Space),而筆者認為要維持香港的核心利益就必然地要保留香港的「港口地理」(Port Geography),才可令香港有別於國內及其他國際城市──這裏的城市(City)不只是一個行政單位,更是一個有別於港口的地理空間。

善用港口地緣空間 長治久安之道

借用港口研究的權威Cesar Ducruet等人的研究,港口有着兩個不同的地理面向︰一是中央化(Centrality),即港口如何與其他內陸城市連結及被它們經濟圈吸納程度;二是中介化(Intermediacy),即港口如何與外地城市連結及被它們經濟圈吸納程度。而兩個面向的比重就成就了不同「港口地理」及港口功能,既沒有中介功能只得中央功能的一般城市(General City),也有只得中介功能的樞紐港(Hub),以及既有強大的中介功能及中央功能的「港口都會」(Port Metropolis)。

Cesar Ducruet等人的研究集中在經濟及航運層面,筆者的論文則強調國際政治及社會文化層面,即中央化代表着港口的主權擁有者對港口的管治強度及制度韌性,而中介化則代表外國社會對港口的影響強度及制度韌性,而雙方在這個港口的角力就構成一個獨特的港口地緣空間,也就是這個港口的特殊性及國際政治價值。

礙於篇幅所限、其沉悶的學術論證,以及論文內容不便完全公開的關係,筆者就此打住。但筆者希望提出一點的是,幾乎相關研究港口的政治及社會價值的文獻均指出一點,就是這些建基於港口特質的政治及社會特殊性,本質上對內是衝擊民族國家系統對於民族論述的壟斷,對外則是建構這個民族國家的另一民族論述及國際身份。因此,港口本質上既與港口擁有國所希望壟斷的單一民族建構過程有所違背,但同時也是協助港口擁有國與其他國家建立另一種國家及民族想像的最佳工具,而所謂港口社會的主體性,就是如何善用本地政治及社會制度,平衡中央化及中介化在政治及社會制度的強大張力,從而活出這個港口的獨特個性──這就是香港這個「港口都會」的地緣宿命。

問題是,香港的公民社會、商界及政府有否了解香港這個國際港口都會的特殊法理及地緣角色,能否善用國際港口都會的優勢及限制,找到長治久安之道。對此,筆者只是一介「豆兵」,自是不敢妄言。

陳偉信 中大全球研究課程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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