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24日
那些年我們在學校裏俱要讀沈從文的《邊城》,且要強作讀書為人忙的報告,可國文老師叫我留意的卻是《中國古代服飾研究》。
那是中二時代,太陽在地球還沒有暖化的年月裏依然刺眼,校服整日浸漫在年輕的汗臭中,學校圖書館是少有的清涼福地,只是書種不太多,絕不琳琅,可還是有我愛翻的幾部不尋常大部頭書:十六卷本《魯迅全集》、香港中華書局精裝十卷本《資治通鑑》和二十冊本《全唐詩》,俱凝重,俱飄香。旁邊總堆着幾十本我城翻印的《邊城》,書寫得很薄,卻印得很粗,邊遠的既是湘西,又是湖南,更邊遠的是山野人間和沒有年輪的牧歌,然而,翠翠不是金玉《石頭記》上的襲人雪雁好妹子,從此不是我的一杯Guinness,我讀《邊城》讀得辛苦,像呷苦茶,可是知堂的苦茶明明甘口無比,沈先生的一碗我便未能有緣咽下回甘,少年時已早早吐出來了。
尚幸生得逢時,1981年9月香港商務印出了煌煌的一卷沈先生《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我在圖書館壁報板上看到書店廣告和書樣,端詳仔細,嘖嘖稱奇,怎麼服飾小節竟堪研究?還要印得一堂亮麗,清貴生風?而且是同一位沈先生嗎?我遂問國文老師。
當然後來我們都曉得那是同一位沈先生,只是沈先生經歷了1949的人生大變,遂有前半生的小說文藝,復有後半生的文物服飾古典。換成今世汪曾祺王德威張新穎的文學論說,沈先生從來俱是抒情詩人,前半生許是「抽象的抒情」,後半生剛好是「抒情的考古」。
那些年我自然不懂,惟炎夏過後,初秋時節,我倒在國文老師的書案上見到《服飾研究》,上下兩冊,跟商務印的一大卷微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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