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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15日
亂翻《信札》，落英繽紛，喜見《孤本》編印事宜，處處與我城有關。
先是鄭振鐸擬將「也是園舊藏」戲曲運港轉滇，好作保存，遂邀張元濟照像景印。1938年7月2日菊生先生函覆西諦云：「影印也是園元曲事，香港尚無覆信。此間同人互商此種罕見之書，際此時艱，自宜藉流通為保存。」原來那年月商務在香港設有辦事處，由王雲五岫廬先生坐鎮，印書事得由王氏作主，故菊生先生數月後再覆西諦，書云：「函達駐港辦事處王岫廬先生，昨日始得覆函，允為承辦。」
當時鄭振鐸手上的「也是園舊藏」戲曲實由國民政府教育部出資所蒐，故教育部為寶書主人，往後商務便與教育部草擬合約，其間往來書函甚夥，全是有關租書金額、影印、保險、付印及交還原書等事，務實不務虛，身在香港的王雲五自有參與其事，然《信札》中未見岫廬手澤，最多只見末署「商務印書館總管理處駐港辦事處」的公函。
民國亂世，其實商務早在二十年代即籌謀在香港設立辦事處，更擬覓地設廠。嘗檢《張元濟日記》，如1922年3月27日條即云：「訪汪精衞，告以分設印廠勢在必辦。但已看房地數處，不知能否租買，尚須赴九龍香港詳為調查。」越二日，菊生先生果自廣州南下香港，看地皮，且約見洋律師Hooper氏，原來菊生先生聰明，關心的是intellectual property事，詢諸Hooper，得悉：「如本館在香港九龍境內出版之書，可照英國本國法律保護……前數年在上海出版之書將來在此出版，無論新舊，均可保護。」菊生先生聽了，想必大樂。
我城曾是涵芬之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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