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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2日

盧安迪 自由的國度

中美關係和香港角色

本欄原在每月首個周五刊出,但上周因事未能撰稿,順延至今日,誠為抱歉。

本文是我關於東西文明、中美關係和香港角色的系列的最後一篇。正如我在首篇文章提到,現時中美摩擦的本質不只是貿易戰,甚至也不是科技戰或經濟實力的競爭,而是兩種意識形態的牴觸。因此,我花了五篇文章,回顧東西方幾千年來的歷史,歸納東西方價值觀的分別,以及釐清中美兩國與其各自文明傳統的關係。

當人們把目光局限於世界上正在實行的制度,會傾向把西方民主和中國的共產黨領導放在意識形態光譜的兩端。但正如我在本系列文章中強調,東西方價值的本質差異在於,基於地理和其他原因,西方比東方在傳統上更為重視一般性的抽象原則,而這在政經層面體現為對私有產權的一致保護。

從這個角度看,無論西方民主抑或中國的共產黨領導,其實是屬於同一方向──都是受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的糟粕所刺激而擴散的、「左」的物事;兩者都是與保障產權的一般性法律原則背道而馳。

當基辛格問周恩來總理怎麼看法國大革命對世界的影響,周總理回答「言之尚早」,雖屬美麗誤會【註1】,然亦所言非虛。

換言之,中美兩國在近一兩個世紀,都在原有傳統的基礎上,向着以一般性原則運行社會的相反方向發展。但由於雙方傳統已經不同,加上中國在上世紀中葉的改變尤為劇烈,所以兩國價值觀距離仍大。

例如特朗普總統以行政命令打擊某些中國企業,即屬違反西方傳統的一般性產權原則,但這在美國是飽受爭議的例外,但在中國,私人部門與政治權力的交纏,則係常態。

我從小到大接觸一些中方朋友,感到他們是真心想跟國際社會良性互動,而非像不少人渲染般帶有邪惡動機。但鑑於根深柢固的價值差異,即使他們充滿善意,對外接軌往往仍似圓鑿方枘。比起動機問題,這其實是一個更加深刻的悲劇,因為這樣的悲劇無法通過主觀意志來避免。

中學為目 西學為綱

話說回來,我多個月來論述一般性產權原則在建立「延伸秩序」(extended order)的重要性和優越性,前設是要處理的情況愈多樣,就愈需要抽象的行事規律。但同樣道理,小群體中的互動,就適合以每件事具體後果的考慮來做決定。【註2】

西學東漸以來,國人對中外學問的取捨、分工爭論不休,計有獨尊東方、全盤西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諸說。上述觀察也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答案,即以東方擅長的具體考慮處理小群體內部的事務,並以西方擅長的抽象原則處理社會上的陌生互動,姑稱之「中學為目,西學為綱」。

然而,有沒有任何地方能同時做到兩點呢?幾個月前提到古希臘因海洋生活而養成了抽象思維習慣,但也正因為此,他們的具體考慮相形見少──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概念,不會像《禮記》「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般巨細無遺。另一方面,小群體人倫關係愈緊密、愈講究的社會,越難發展出非人格化的一般性運行原則,也是有學術基礎的結論。【註3】

於是,如果一個社會要同時做到兩點,不免要結合自身傳統和外來衝擊,而開埠180年來的香港就是一個例子。一方面,香港對華人家庭價值和節日傳統的保留,多於「反封建」浪潮洗刷後的中國內地。另一方面,英式制度移植,使香港成為西方在中世紀所奠定的私有產權價值在遠東的橋頭堡,這一蒙眼正義女神之地,自十九世紀就吸引了來自中國內地、東南亞、印度甚至歐洲的無主漂客(wretched refuse),來此安身立命。【註4】港英徽號上的龍獅對視,就是此等「東目西綱」辯證關係的象徵。

香港在回歸後的矛盾根源在於,就政經制度而言,香港跟英美等國一樣,都保留了「舊歐洲」私產和法治精神的三斤鋼釘,而其宗主國則在東方文明忽視抽象原則的基礎上,因為比香港遲了幾十年才睜眼西望,所以學習了當時已大幅污染西風的「新歐洲」糟粕,至今仍未確立對一般性原則的尊重。

一般原則 不可動搖

香港現時的許多爭議,都可追溯到對一般性原則的不同態度。

拙作《曾主席回憶錄的一般意義》即提到曾鈺成先生因擔任立法會主席期間,嚴格按章辦事而遭批評。近年某些人對政務官制度和司法制度的攻擊,也是同類問題。所以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馬道立回應道:「如果你意思是,次次想打官司時都一定要贏,如果不能贏才要改革,這不是特別好的理由。」

在香港,如果每件事都怒目圓睜地進行「政治正確」質問,那麼很多事情的正當性都會受到挑戰,例如為何香港紀律部隊沿用英式步操,是否不夠「愛國」?但「一國兩制」的理念,正是為了顧及香港的歷史和實際情況,遏止「左」的錯誤對國家和香港的干擾。

就如鄧小平先生在1984年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鍾士元等時談到:「近幾年來,中國一直在克服『左』的錯誤,堅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來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經過五年半,現在已經見效了。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提出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來解決香港和台灣問題。」

總而言之,我們必須認清東西方價值在社會中的理想角色,避免把小群體的具體後果思維方式套用到宏觀制度,才能保持香港在政經層面的特色:香港是按一般性原則運作。只有在「一國兩制」下維持香港在全國的這一獨特性,香港才能繼續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的窗口,以及世上東西合璧的成功榜樣。

本系列文章已來到尾聲。我最後想說的是,由於本系列是本欄改為每月一篇後的作品,這給了我更多時間深思熟慮,但也正因為此,我的思路有調整的機會,以至於一些在前文預告的話題,寫到後來已不需要;也有一些情況,是我事後想到前文的論點可以增補一些好例子。假如將來整理本系列,我會一併理順這些問題。

史丹福大學經濟系博士生

註1: 周總理以為基辛格問的是1968年巴黎的「五月風暴」,才答「言之尚早」,但基辛格當時不知道是誤會。此事廣為流傳,成為遠見卓識的佳話。

註2: 這其實跟科斯(Ronald Coase)在著名的The Nature of the Firm一文中對企業邊界的劃定準則不無異曲同工之處。

註3: 例如Avner Greif比較中世紀北非和意大利商人,揭示家族文化如何窒礙一般性契約精神的發展,以及Jonathan F. Schulz等人考證中世紀教會禁止表親結婚,對一般性產權原則和法治機制的促進作用。

註4: 值得注意的是,英國以外的國家的殖民地,以及英國為掠奪而非貿易而取得的殖民地,大多沒有繼承到此等制度和文化,以在後殖民時期取得成功;有機會再詳談這點。

 

(編者按:盧安迪最新著作《學而反思──教育之我見》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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