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7日
全國人大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議,在立法會加入40個選舉委員會界別議席,並把地區直選減少到20席。同時,除了取消5個「超級區議會」議席外,30個傳統功能組別議席全部得以保留,沒有動搖。我想藉此機會,對功能組別的存在意義作出更全面的探討。
向來,民主派對功能組別的批評在於它賦予了某些界別特權,違反「一人一票」、票值均等的公平原則,違反民主精神。固然,近大半個世紀以來,「民主」成為了世人心中根深柢固的道德必然,以至於所有政治陣營都爭相為自己貼上這一標籤。但其實即使在西方傳統裏,「民主」在思想史上大部分時候都沒有今日的褒義色彩。
我們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良好的管治。亞里士多德把政制分為三個基本形式,分別是由君主一人統治、由少數貴族統治,以及由全民統治。亞里士多德認為,上述任何一種形式本身都不理想,其中民主有演變成侵害私產的暴民政治之虞。他提出把三種基本形式結合,互相制衡,組成混合政體。
其後,不少西方國家的政制均有借鑑這一構想。例如英國既有英皇,又有上議院,也有下議院。正如孟子所言:「有恒產者有恒心。」上議院傳統上由世襲貴族組成(雖然世襲元素正不幸地被削弱),因而能提供更長遠而審慎的視角,制衡由平民選出的下議院。
上下議院互相制衡
又以美國為例,其總統作為國家元首,取代世襲君主角色,而其參議院和眾議院則在某程度上對應英國的上議院和下議院。雖然參議員不是世襲貴族,但立國先賢的設計是讓參議員由各州議會間接選出,屬於德高望重、不受民粹熱浪影響的老成人。只是到了二十世紀,憲法第十七修正案才使參議員變成由直選產生。
十九世紀下半葉,當西方國家逐漸擴大選民基礎和削弱貴族力量時,很多古典自由主義者都看到這對私有產權和經濟自由帶來的侵蝕。例如英國的W. E. H. Lecky和A. V. Dicey都曾剖析民主制度如何導致愈來愈多管制,其中前者更寫道(我幾個月前也曾在本欄引述):“No fact is more incontestable and conspicuous than the love of democracy for authoritative regulation.”
個多世紀以來,西方的保守主義者放棄了抵抗民主政治的擴張,這是他們的歷史觀所造成的局限【註1】,也是注定他們節節敗退、讓左派得寸進尺的一大原因。但今日仍有一些擺脫主流窠臼的獨立思考之士,例如硅谷大亨、PayPal創辦人Peter Thiel就寫道:“Most importantly, I no longer believe that freedom and democracy are compatible.”他解釋道,民主制度所助長的平均主義政策和管制,使得「資本主義民主社會」(capitalist democracy)成為一個自相矛盾的概念(oxymoron)。
《基本法》第五條規定,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和政策,五十年不變。在這個低稅率、窄稅基的自由經濟之地,保持資本家和工人在政制中的均衡參與,尤為重要。這也是《基本法》讓立法會內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議員互相制衡、就議員議案實行分組點票的一大原因。
回歸前,當羅德丞先生提出「一會兩局」方案時,曾寫下心路歷程,交由牛津大學存錄。他明確表示「一會兩局」乃參考英國上下議院的制度,並寫道:「鄧小平不是說過『五十年不變』嗎?但如果容許香港立即開放選舉,非既得利益者就會在一夜之間成為大多數。如果是這樣,改變是無可避免的,而且是急劇和災難性的。」
少受民粹壓力影響
現實的發展也印證羅氏的預測。立法會內的地區直選議員總是爭取各種經濟管制,而且在幾乎所有政策範疇都支持增加公共開支,甚至提供免費午餐,以討好多數選民。呂志和先生就曾說,若要改善香港的營商環境,最佳辦法是讓立法會休會一年。直選議員們對擔任僱主的難處和關注缺乏理解,其中有些政黨更打正旗號主張社會主義。可想而知,如果立法會全數議席由直選產生,定會違反均衡參與的原則和威脅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功能組別不但可調和公共開支和管制法例的增長步伐,而且有些情況下還有助拆牆鬆綁。港英政府在《1995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剔除了若干原獲承認可在香港執業的海外醫學課程,一些正在修讀該等課程的醫科生向立法局議員求助,希望條例只適用於生效後入學的學生,而生效前已入讀的學生則應獲恢復資格,否則對他們極不公平。
這批海外醫科生一連找了兩位民主派的直選議員,他們都表示不想做第一個出頭的議員。後來醫科生們找到批發及零售界的周梁淑怡議員——她的選民不包括本地醫生——她大方地提出了《1997年醫生註冊(過渡條文)條例草案》,恢復那批醫科生的資格。結果,經過詳盡討論,立法局幾乎全票通過此法案,只有醫學界代表梁智鴻議員一人反對。
除了「不民主」外,對功能組別的另一批評是,功能組別議員大多不是全職,對議會工作不夠全情投入。但我認為這不是一個缺點,反而是一個優點。功能組別議員大多在各行各業有一定歷練和成就,因此比一個大學畢業就加入政黨、一生只搞過政治的職業政客更有視野和洞見。例如當年的鍾士元爵士、鄧蓮如女男爵,連功能組別都不是,而是事業有成後獲委任為議員,但沒有人會覺得他們的水平低於今日的直選議員。
一個成功了的人能做議員的社會,遠好於一個只有做了議員才能成功的社會。假如有些人不是憑着事業才能,而是靠政治庇蔭才取得一定社會地位,此一政治影響力和經濟地位的錯配將造成心理上的失衡和扭曲,催生妒忌和仇商心態,進而增加對私有產權的威脅。對商界的無理抹黑和攻擊,既違反我國改革開放後摒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方針,也違反《基本法》規定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精神,更是破壞建制陣營團結,違反民族大義,這是一個不應鼓勵的現象。
最後,分享我早前寫的關於羅德丞先生的一首詩,以紀念這位功能組別的捍衞者,也為本文作結:「壯語長檯覽萬濤,茅君奕世沐恩高【註2】。金人灑露盤先覺,石虎揚埃箭枉勞【註3】。始信羯胡難事主,翻憐遺逸急遷曹。齊名更有蓮華腳,已上瑤池摘壽桃。」
史丹福大學經濟系博士生
因作者於暑假期間有其他事務,本欄將於10月首個周五恢復。
註1:今日很多保守派潛移默化地吸納了一種輝格主義(Whiggish)的歷史觀,即認為歷史大體上的方向是進步,因而接受了民主制度的正當性。
註2:《洞仙傳》:「茅淳字初成,咸陽南關人,即東卿司命君盈之高祖也,師北郭鬼谷先生,受長生之術,入華山修道,白日升天。」另見李商隱《鄭州獻從叔舍人褎》:「茅君奕世仙曹貴,許掾全家道氣濃。」
註3:《漢書.李廣列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
(編者按:盧安迪最新著作《學而反思──教育之我見》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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