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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日

盧安迪 自由的國度

美國與西方文明傳統的關係

正如我幾個月前開始這個「從東西文明角度分析中美關係和香港角色」的系列文章時指出,坊間不時有論調指「現在中/美國在做什麼什麼,可見東/西方文化幾千年來都是怎樣怎樣」,又或者「因為東/西方文化幾千年來是怎樣怎樣,所以中/美國會做什麼什麼」,這些說法是在智力上懶惰(intellectually lazy)的,因為我們首先要想清楚,當今的中美兩國在多大程度上延續了東西方的文明傳統,又在多大程度上背離了傳統。

這就是為什麼在過去幾個月,我回顧了東西方文明在上古時代的生產模式對思維習慣的塑造、中古時代的宗教輸入和權力結構對倫理觀和法律制度的影響,以及近古時代的科技、政治和經濟發展,以剖露東西文明的一些本質差異,作為討論現代中美兩國的參考座標。

古今中外不少學者在政經形態的維度上分析了東西方文明的區別,例如說西方是工業、商業社會,東方是農業社會。但我在闡述東西方政經歷史的過程中,還嘗試強調一個更本質的維度,那是一個基於本體論、進而影響知識論的維度:究竟人們行事是基於一般性的抽象原則,抑或具體對象和效果的考慮?

西方着重抽象原則

人們的生活範圍愈窄、接觸的東西愈有規律,就愈能具體地決策,特事特辦。反之,面對的新情況愈多,就愈需要抽象的指導原則,廣泛應用。這就是我過去幾篇文章揭示,西方的海洋、貿易文明比東方的農耕文明更重視一般性原則的根本原因。當這種思維在政經層面體現為對私有產權的保障和對程序公義的堅持,那就構成「延伸秩序」(extended order)的基礎。這種規矩的非人格化(impersonal)性質,往往被視為西方崇尚個人主義的表現,但從另一角度看,這恰恰造就了更大的共同體裏的暢順互動。

然而,人性的演化,往往慢過社會環境的改變。即使西方的海耶克(F. A. Hayek)也觀察到,由於原始人是生活在小群體中,所有互動都是滿足「已知的人」的「已知需要」,現代人遺傳了這種部落DNA,故對市場經濟下滿足「未知的人」的「未知需要」的觀念感到不自然。再者,每個人都是在家庭裏長大,而家庭是一個凡事能具體考慮和處理的小型組織,這也加深了人們對人格化互動的思維依賴【註1】。當某些一般性原則和程序,在個別事情上的結果令自己不滿,「手痕」而想干預制度運作,實屬人之常情。

在「手痕」的人性和一般性原則的角力之間,西方文明是少數曾讓後者佔優的文明,這個情況在十八、十九世紀達到頂峰。那個時代歐洲和北美的法律框架,讓大部分人基本上可在「只要不侵犯別人的產權,我可用我的財產做任何事」的信條下生活。但十九世紀末至今卻發生了幾個變化,令西方國家逐漸偏離這一原則。

現代西方偏離傳統

首先,在經濟由工匠、農夫等個體戶主導的時代,大部分人無論作為生產者還是消費者,都要在市場上跟人互動。但隨着工商業發展,企業規模日大,愈來愈多人在企業內部工作,毋須接觸企業與外部的層面,只有作為消費者時才直接參與市場互動。這意味着他們少了認識和欣賞市場機制的機會,久而久之更易接受干擾市場的政策。

第二,正如我上個月提到,啟蒙運動提升了理性的地位,這在很多領域裏是好事,但當人們把社會看成一個可用理性來設計和操控的機器,就會以目標為本的特別法令,取代人們分散互動的一般性原則,以至於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海耶克埋怨道:"To advocate any clear-cut principles of social order is today an almost certain way to incur the stigma of being an unpractical doctrinaire."

第三,也是我認為最重要的因素,是民主政制的發展。雖然輿論往往把「民主自由」四字連用,但「民主」和「自由」在概念上沒有必然的正向關係,因為民主是一種決策方式,用這種方式作出的決策內容不一定符合自由。人類幾千年文明史上的絕大部分思想家──從亞里士多德到熊彼得──都不認為民主有助促進或保障自由。事實上,恰恰是當愈來愈多人有機會參與決策,他們就會嘗試以公權力實現自己的訴求。早在十九世紀英國投票權日益放寬之時,歷史學家兼國會議員W. E. H. Lecky就發現:"No fact is more incontestable and conspicuous than the love of democracy for authoritative regulation."

民主導致公權膨脹

美國的立國先賢崇尚小政府,以憲法對政府的權力嚴格設限,但同時規定官員以投票方式選出,這其實是一個不穩定的混合體。二百多年來,在日漸增加的選民的推波助瀾下,美國政府的權力不斷擴張,遠超制憲者的原意,不單開拓社會福利和勞工法例,更充斥着無數為特定行業、利益團體而設的裙帶政策。民主制度成為了一個讓全民通過公權力互相搶劫的叢林。正如律師Harvey Silverglate在Three Felonies A Day一書中指出,今日美國的繁刑雜政之多,使得每人每日的正常生活平均都會犯下三項重罪(只是通常法不責眾而已)。

西方對優良傳統的偏離,也成為了所謂「中國模式」論調的助燃劑。因為西方政經制度的精華在於一般性的私有產權和市場秩序,而民主則是後來的一個病變。中國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避免了這一病變及其弊端,於是一些分不清楚西方的本質和病變的人,就以為這是跳出西方藩籬的創舉。同時,西方的主流媒體和大學教授也無助於消弭這個誤解,因為他們同樣持有「民主自由」是一個套餐的觀念,故此愈講愈亂。但如果認清西方文明的本質和延伸秩序的成功關鍵在於產權原則,而非民主,那麼整件事就不值得大驚小怪。

綜上所述,在近幾百年的政經制度上,歐洲和美國都愈發偏離西方文明幾千年間重視一般性抽象原則的本質,引起不少概念上的混淆和實踐上的困難。中國沒有重蹈西方覆轍,但也有自己的其他問題。下月,我們將看看「新中國」與東方文明傳統的關係,以及中美兩國的不同文化面貌如何影響他們的互動。

盧安迪_史丹福大學經濟學系博士生

註1: 我不是說家庭應改以市場的抽象方式運作;反之,我認同在家庭這類小規模組織中,按照人格化的具體計劃運作是最適當。文中只是討論當人們熟習了家庭運作的邏輯後,把它套用到大規模社會運作上,會產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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