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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日
在2020年大選投票支持美國總統特朗普的人中，只有極少數是受益於他和國會共和黨減稅政策的富豪──甚至是希望將來有機會從中受益的潛在富豪。雖然有些特朗普支持者的關注點無疑是聯邦法院的右翼法官任命，但是在投給特朗普的7400萬票中有許多是出於其他原因的。
得到上述大部分支持者認同的一個原因是典型美國家庭在特朗普治下獲得了可觀的工資增長。在爆發特朗普政府完全無法控制的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美國的工資增速超過了自克林頓卸任總統以後的其他任何時期。
大衰退後10年重回充分就業
如果美國經濟無法在未來4年內實現類似的工資增長，那麼這7400萬人（甚至可能更多）將注意到這一落差並在2024年投票支持（可能再度參選的）特朗普或其他一些特朗普式共和黨人，比如阿肯色州參議員Tom Cotton或密蘇里州參議員Josh Hawley。
為了方便比較，請留意2000至2015年期間美國收入的災難性後果。2000年的實際（排除通脹因素後）家庭收入中位數為6.25萬美元，而2011年僅為5.7萬美元。直到2016年──也就是奧巴馬在任的最後一年──家庭實際收入中位數方才超過了2000年的峰值。而只有在特朗普總統任期的前3年收入才繼續實現強勁增長直到超出之前的高峰。2019年家庭收入中位數接近6.9萬美元，比大衰退後的最低點高出20%以上，比之前的克林頓時代峰值高出10%。
我們應當如何解讀這些趨勢？首先，在2001至2016年期間，美國政府並未着力去打造一個彌合經濟需求缺口的高壓經濟，而這種經濟正是為普通勞動者提供大幅工資增長所需要的。當奧巴馬政府2010年開始轉向緊縮政策時，為了達到削減開支和鞏固財政的目的，它甚至把就業恢復到正常水平的優先級別調低了。
當時就業者相對總適齡人口的比率為75%，較2007年的水平低5%，比2000年的水平低7%。這兩個年份都實現了「充分就業」，但並未出現工資上漲推動的通脹。
隨後到了2013年中期，時任聯儲局主席貝南奇宣布採取非常規貨幣政策刺激措施的時期已過，從而在適齡就業人口比率仍低於76%的情況下對長期利率造成了負面衝擊，也就是所謂的「去量化寬鬆恐慌（taper tantrum）」。接着在2015年，聯儲局主席耶倫啟動了最新一次加息周期，似乎正好在復甦正在加速的時候把經濟增速壓低了1或2個百分點，同時適齡就業人口比率則上升到77%。
但直到2019年末（也就是大衰退經濟周期跌入谷底後整整10年），美國經濟才得以恢復到接近充分就業的水平。然而，當前又會再次聽到緊縮的警笛聲，因為愈來愈多的評論員都認定接近零的利率是不自然的，亟須大幅削減赤字。
儘管財政鷹派人士承認目前為赤字和債務融資並不是問題，但他們擔心情況隨時可能發生改變。如果投資者的心理突然發生變化，利率可能會在轉瞬間急劇上升。這意味着除非我們現在立刻採取措施削減赤字，否則就將陷入極為嚴重的困境。
擴張財策幣策仍是最強工具
早在2012年，從薩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剛就任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開始，我就試圖警告政策制定者這種思維方式的謬誤之處。而我們的警告之所以毫無成果，是因為人們對假定的高級別經濟學家看法（與他們的實際看法有所不同）的共識已經固化。
政策制定者僅僅汲取了我們強調的兩個教訓之一：只要對安全資產的需求仍然很高，為債務融資就不會成為問題，因為這將使美國國債利率保持在較低水平。
而仍然未被汲取的更重要教訓則是在嚴重經濟蕭條的情況下，政府的借貸和支出可以促進國家的短期和長期繁榮，並因此得到了高於債務負擔增長的財政能力。在這種情況下更龐大的赤字會使債務與財政能力的比率下降而非上升。這一點在利率高低的情況下都適用。
政策制定者追求的任何與繁榮相關的經濟目標（無論是關於與生產力、長期就業還是收入水平）在高壓經濟中都更容易實現。如果說上一代政策的成功和失敗對我們存在任何啟示的話，那就是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仍然是我們實現此目的的最強大工具。
美國財政部前助理副部長，現為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教授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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