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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31日
如果工人們能得知自己其實擁有多麼好的外部選項，那麼德國大約13%的低工資崗位就不會有人幹了──這就是我的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同事本傑明．肖弗（Benjamin Schoefer）及其合著者西蒙．耶格爾（Simon Jager）、克里斯托弗．羅斯（Christopher Roth）和尼娜．魯西爾（Nina Roussille）最近發表一篇論文得出的結論。
「當把工人的主觀外部選項與來自對應僱主──僱員數據的客觀薪酬溢價指標進行比較時，」他們指出，「許多工人都會錯誤地認為他們當前的工資水平代表了外部勞動力市場，也就是說，那些實質上拿着低薪（或高薪）工人對他們的外部選項過於悲觀（或過於樂觀）了。」
通俗地說，其含義就是倘若有某些東西能動搖低薪工人關於自身外部選項有多差的錯誤認知，那麼職業和勞動力市場狀況就將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同樣的基本見解肯定也適用於美國，而且適用度只會更高，因為美國聯邦最低工資相對其國內平均生產力的比值要比德國低得多。
新冠疫情及其廣泛的經濟影響可以算是這麼一個震盪因素。最近的數據顯示有3%的美國工人──440萬人──在2021年9月份辭職。該月的辭職率不僅顯著地高，更是史無前例的，尤其是鑑於美國就業人口相對總人口比例仍然只有59.2%，比2020年2月的峰值幾乎低了兩個百分點。
那麼美國的勞動力市場目前處於什麼狀況？在正常情況下，上述數字會表明美國正面臨着工作崗位嚴重短缺的問題。然而工人紛紛離職尋找更好工作的強烈意願，說明現在不能算作正常時期。
對於這場所謂的大辭職（Great Resignation）有一張標準的解釋清單。一個明顯的因素是對新冠病毒的恐懼，特別在那些與老人或免疫力低下的親屬共同生活的群體中。低薪工人不願在需要與他人密切接觸的服務行業環境中長時間工作，更何況還有相當大比例的人口仍未接種疫苗。
另一個相關問題是兒童保育服務的中斷，往往迫使父母至少有一人須留在家中。許多觀察家認為，工人們之所以如此有恃無恐，是因為他們手中仍握有疫情救濟項目發放的大量現金。還有人認為過去兩年促使更多人停下來享受生活，而不是在難熬的低薪工作中疲於奔命。但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紐約時報》一篇評論文章中指出，該解釋的問題在於西歐地區也曾有過類似經歷，但在成年就業者群體中卻並未出現大辭職或就業率下行的狀況。
這場疫情的一個顯著影響是它推動了工作和工作場所的轉變──如果沒有這種病毒，這種轉變可能需要幾十年來實現或者根本不會發生，比如大量白領崗位轉為遠程工作；大批服務類崗位的快速自動化，又或是零售業的轉變──需要更多送貨司機和更少的店內銷售人員。
這些變化給許多消費者和僱員帶來了極大的便利。突然間在線工具已經完善到人們毋須親自購物就能了解產品的品質（如果交貨時與預期不符，還可以隨時退貨）。受這些變化影響的部門，再也不會回復到疫情前的狀態。
除非工人被明確指示待崗，否則在大規模中斷後重新整合勞動分工以恢復就業，往往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2010年代的充分就業恢復速度，似乎在達到1%之後就無以為繼了，主要是因為財政和貨幣政策制定者專注於與若隱若現的債務和通脹惡龍作鬥爭，致使需求仍然相對寬鬆。
如果目前的復甦受到這種低速的約束，那它就算不上是個好政策。快速復甦需要美國僱主為低薪工人提供更好的工作條件，而這些工人顯然是通過集體辭職爭取更好的待遇。它須迅速消除與勞動力參與相關的幾個主要供給側障礙：兒童保育服務的缺失和病毒本身，還須讓經濟處於高壓力狀態，好讓仍在觀望的工人明顯感覺到外面有好機會在等着他們。
拜登政府和民主黨國會多數派必須認識到本國的工人和企業家現在都需要大量支持，而且支持力度要比美國以往的商業常規操作所能提供的大得多。歐洲已經提供了一個充滿希望的先例，美國則需要更多這樣的例子。
前美國副助理財政部長，現為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教授，國家經濟研究局研究員。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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