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1日
綜觀全球,亞洲似乎是最容易受到氣候變化影響的地區之一,因此,面對自然災害和貧困的風險也較高。此次新冠疫情既是危機,也是蛻變的契機,亞洲各經濟體在經濟增長、保護環境,以及遏制氣候變化三方面,其實互相兼容,只要加快低碳轉型,亞洲可望引領未來全球能源變革與可持續發展。
工業革命為全球社會和經濟帶來巨大繁榮的同時,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和土地用途的改變(如交通、農業和工業),釋放大量人為溫室氣體,引致全球暖化。
綠色基建投資猛增
亞洲面臨的氣候衝擊和壓力也在急劇上升。自1970年開始,亞洲地區平均每年有1.4億人受到自然災害影響,遠高於全球平均3800萬人;每年經濟損失高達6750億美元,佔亞太區域GDP的2.4%。單是今年,印尼和澳洲均遭遇嚴重洪災,台灣陷入56年來最嚴重乾旱,而我們身處的香港,預計迎來歷年最炎熱的夏季。
轉變已經刻不容緩。10年前,如果要讓全球重回將升溫幅度控制在攝氏1.5度內的正規,每年需要減少3.3%的碳排放量,時至今天,這個百分比已上升至7.6%,由此可見,每拖延一天,我們需要承擔的減排量就愈難實現。惟有徹底擺脫對化石能源的依賴,加快綠色經濟轉型,才能從根源上消除溫室氣體和污染物排放,化解氣候和環境危機。
令人鼓舞的是,許多國家在疫後經濟復甦中,將更多資金投入綠色基礎設施建設,推動經濟邁向低碳化轉變。美國重新加入《巴黎協定》,其六大州和領地通過立法,承諾到2045年或2050年實現百分百清潔能源的目標;歐盟、英國、智利、南非、加拿大、紐西蘭、日本及韓國相繼承諾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也承諾2060年實現「碳中和」。這些行動不僅有助於在全球經濟活動中持續減少排放量以實現二氧化碳淨零排放,亦為實現《巴黎協定》將全球暖化幅度控制在攝氏兩度以下奠定基礎。
比較綠色刺激項目與傳統刺激經濟措施,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的措施,促進能源效率或可再生能源使用的綠色項目,可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並為政府帶來更高的短期回報,長期成本亦見減少。
同時,創新科技讓我們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事半功倍。2010年至2019年間,太陽能光伏發電成本下降了82%。全球許多地區可再生能源電力的價格已經低於新建化石能源電廠和核電廠的電價,無疑有助工業、交通及建築等行業的轉型。因此,擴大對可再生能源等領域的投資和應用,是亞洲地區發展中國家低碳轉型的關鍵。
在過渡至低碳經濟的過程中,僅依靠政府財政實在無法滿足龐大的資金需求,金融機構扮演重要的角色。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PICC)報告預計,2021年至2050年,每年平均需要8300億美元的額外投資才可控制全球升溫在攝氏1.5度內。
銀行作為金融市場的中介管道,在協助全球達到氣候目標中擔當重要角色,當涉及風能、太陽能及地熱能等可再生能源發電時,主要的成本是設備,以及之後的保養維修。如果我們能夠降低融資成本,那麼在可再生能源、電動汽車等領域自然會傾向使用綠色融資。以滙豐為例,我們的目標是於2030年底前將集團營運及供應鏈的碳排放淨額減少至零,並逐步退出歐盟及經合組織國家的燃煤發電及動力煤礦融資。我們亦將提供7500億至10000億美元融資和投資,支持客戶逐步減少碳排放。最近,我們夥拍世界資源研究所和世界自然基金會,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不過,要達到這目標,需要市場對綠色和低碳項目的定義有所共識。
經濟增長與應對氣候危機非零和
現時,綠色金融需要統一的標準和定義、加強綠色數據收集和應用、完善數據的認證、評級、監控流程和資訊披露機制,以讓投資者理解債券或項目是否真正「綠色」,也為金融機構進行產品定價和投資者提供參考,便利相關產品在市場交易。
亞洲需要建立綠色金融市場的呼聲日益高漲,而香港擁有極具競爭力的金融體系、可靠及高效,亦擁有資本市場和相關專業人才,有條件發展成為亞洲的綠色金融中心。政府過去推出綠色債券,而港交所(00388)去年底推出可持續及綠色交易所,截至2020年底,香港已安排和發行了380億美元的綠色債券,其中不少由內地及海外機構發行。這些都顯示香港已在亞洲區內扮演領導角色,有助區內部分發展較慢的資本市場拓展綠色金融。同時,內地已成為綠色債券發行量最龐大的國家,香港作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在推動內地綠色債券發行領域,可以發揮連接內地發行人和國際投資者的功能。
經濟增長和應對氣候危機之間不是零和遊戲,亞洲為抵抗氣候危機所付出的努力,將對全球產生切實的影響。
註:本文輯錄自綠色商業銀行聯盟的線上圓桌會議「與CEO 對話:綠色銀行轉型的機遇」
作者為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副主席兼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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