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稅收搶劫第一回合

一年前，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他的共和黨同志們保駕下，國會通過了大規模削減公司稅，當時，批評《減稅和就業法案》的人說它是專為富有的股東而設的政策，但許多經濟學家對它是支持的。

譬如一個著名團隊──其中大部分人在此前的共和黨政府中任職──在《華爾街日報》上預測減稅能夠提振長期GDP達3%至4%，並在未來10年「相應增加」大約0.4%的年GDP增長。在致國會的公開信中，100多名經濟學家聯署主張「（減稅）所造成的宏觀經濟學回饋」將「足以補償靜態收入損失而有餘」，這意味該法案日後會是赤字中性的。

同樣地，哈佛大學的羅伯特．巴羅（Robert J. Barro）在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發表評論指出，減稅將提高長期真實（經通脹調整的）人均GDP達不可思議的7%，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邁克爾．波斯金（Michael J. Boskin）在後續分析中對巴羅的分析表示支持。

最後，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凱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和哈佛大學的葛列格．曼昆（Greg Mankiw）認為，稅收計劃所帶來的生產率提高主要將提振工資而非利潤，因為外國儲蓄者將向美國大量投資。

學者未檢討預測錯誤的原因

不過，這些主要都是長期預測，但該法案的支持者們仍然說，我們將看到新增投資足以提振GDP每年增長0.4%。這意味每年投資增加大約8000億美元，為此，每年的投資佔GDP之比要從17.5%增加到21.5%。我們不得而知美國經濟在沒有減稅的情況下會如何增長，但投資並沒有提高到如此水平，也沒有表現出在近期能夠提高到如此水平的跡象。

這不足為奇。上述經濟學家在發表各自關於減稅方案的可能影響的樂觀預測時，中立機構如稅收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便已在勾勒比較現實的圖景。跟減稅方案的大部分支持者不同，稅收政策中心存在的理由不是為了取悅出資者或支持某個政黨，而是為了盡可能提供最佳預測。

去年對於稅收法案的潛在影響的深度分歧讓《紐約時報》的本雅明．亞伯鮑姆（Binyamin Applebaum）相當苦惱。「100位經濟學家聯署支持某個方案，而令100位經濟學家在相反的聲明上簽上名字，這意味什麼？」亞伯鮑姆在當時的推特上發問。「譬如，哈佛大學如何給那些號稱是同一門學科的工作者，同時又彼此攻擊對方是江湖騙子的一群人授予終身教職？普通人，更不用說國會議員們了，如何弄清楚哪些終身教授才是資深的經濟學家？」

現在，我們可以回答最後一個問題了。學術是為了追求真理，當學者們發現自己做錯時，他們會自問為什麼，以期改進方法論，爭取在未來少犯錯誤。預測減稅能夠刺激投資迅速增加和持續增長的經濟學家，現在已被證明是錯誤的。

如果他們以嚴肅的學術態度對待自己的學科，他們會將此視為學習的訊號。悲哀的是，他們並沒有。他們保持緘默，這表明他們對於投資不及他們所憧憬的水平並不感到奇怪。

但他們為什麼要奇怪呢？畢竟，如他們的模型一樣，認為投資可能隨着外國投資者湧入（或逃離）美國而迅速升高（或下降）是一個似是而非的假設。個人和企業不會僅僅因為稅後利潤率有所提高，而猛然增加儲蓄。更高的利潤率確實意味着儲蓄更加有利可圖，但也提高了過去的儲蓄的收益，從而降低儲蓄需求。總的來說，兩者互相抵消。

盡信專家風險大

那些在去年發表專欄和研究支持公司稅減稅的人都是一開始都知道（或應該都知道）如此。這就是他們不曾撥冗審視自己有缺陷的預測、研究到底錯在哪裏的原因。好像他們一直都知道他們的預測是錯誤似的。

對於仍在困惑於應該聽取哪些經濟學家的意見的記者來說，答案早已水落石出。如果說過去一年讓他們學到了什麼的話，那就是：「騙我一次錯在你；騙我兩次錯在我。」

作者為美國財政部前助理副部長，現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國家經濟研究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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