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1日

陳偉信 EJ GLOBAL plus 環地視野

銳巧交鋒 數碼時代恐難分高下

知名國際關係研究學者奈爾（Joseph Nye）在1月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發表一篇文章，提出威權國家發展的「銳實力」（Sharp Power）如何挑戰民主國家的「軟實力」（Soft Power），從而影響國際政治格局及權力的流向。 

事實上，中西學術界對有關國家權力（State Power）及外交政策的討論一直樂此不疲，特別是分析美國在冷戰的成功因素（或是蘇聯於冷戰的敗因），及如何維持/挑戰美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上世紀九十年代奈爾提出有關「軟實力」的概念，指美國在冷戰勝出，在於成功由傳統的「硬實力」（Hard Power）──即以威嚇或利誘的手段影響其他國家政策──轉型至以軟實力──即以文化、體制及道德感召來影響其他國家支持美國外交政策，最終令美國達成冷戰後的全球霸權。

在軟實力的框架下，另一美國學者Suzanne Nossel曾撰寫一篇〈巧實力〉論文，提出「巧實力」（Smart Power）的概念，指美國應重回威爾遜年代的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透過結合美國的軍事及經濟實力推動國際社會改革，主動將自由主義價值散播到全球以維持美國在世界的影響力。而有關巧實力的最佳例子，就是奧巴馬第一任期時美國對不同威權政體轉型的資助，以及針對亞太地區的「再平衡政策」，以軍事及經濟方式影響東南亞地區對華的想法，當中最成功的例子自然是緬甸軍人政權的和平變天，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巧實力」的最理想註腳。

合法落戶 安插威權觀點

軟實力及硬實力的有機整合除誕生巧實力外，也同時誕生銳實力。銳實力一詞最早見於去年11月Christopher Walker與Jessica Ludwig於《外交事務》的文章，本為學術界內部討論問題的字眼，及後因《經濟學人》推廣至華文社會及大眾而成為熱門詞語。所謂的銳實力，根據提倡者的定義，是指威權國家在海外成立不同的教育及文化機構，嘗試以製造另類「輿論」或「意見」（Alternative Opinion/Ideas）的方式，影響民主國家政策或是公民社會對其國家政策的意見。Christopher Walker與Jessica Ludwig指出，有別於「軟實力」希望得到其他國家認同自己的立場，銳實力的重點是先讓公民社會質疑其所在國家的政策立場，借提出「另類意見」來「批判」民主國家一些傳統價值及想法，透過民主國家公開的公民社會渠道暗渡陳倉，將一些威權國家希望傳遞的訊息「插入」/「嵌入」（Penetrate）這些「另類意見/輿論」之內。

Christopher Walker與Jessica Ludwig認為，銳實力之所以成為威權國家的利器，在於冷戰後民主國家與威權國家面對全球化不同的取態，以及國家政體開放程度的不同。學者批評俄羅斯近年銳意發展資訊科技及人工智能，目的是借西方社會開放的互聯網影響當地意見，甚至被視為左右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結果的元兇；中國的孔子學院被不少西方國家視為中國銳實力的白手套，早前也有報道指中國在海外大學建立不少秘密組織，作為推動國家銳實力的戰略。

銳實力與軟實力的另一個不同，是威權國家不時以硬實力為本錢，還借當地社會尚未了解中國國情為契機，「硬銷」這些另類思想及輿論。學者Juan Pablo Cardenal以阿根廷報章La Nacion對中國取態的轉變為例，指這份原是批判中國的報章在接受了來自中國企業多份廣告合約後，不但減少對北京的批評，甚至中國駐當地的外交官可在其報刊內有獨家訪問或多篇專欄文章。

在學術界上，Juan Pablo Cardenal指出近年來北京在阿根廷積極開展不同的研究計劃甚至成立研究中心，或是資助個別學者到北京了解國情。這些與北京有關的研究所，往往以「釐清」有關中國在阿根廷的意見及觀點為研究目的及成立宗旨，變相成為中國銳實力的另一白手套。相對而言，奈爾指出軟實力不是刻意經營，強調最好的宣傳並非刻意宣傳（The best propaganda is no propaganda），這是軟實力/巧實力跟銳實力的一大分別。

民主國寬容 能淡化外力

平情而論，如以相同的標準來衡量美國的外交及公共政策，不難發現美國及西方也一直經營自身在亞太地區的「銳實力」︰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對不同中國研究的資助，傅爾布萊特學者交流計劃（Fulbright Scholar Programme）對研究者的資助，外國媒體如何影響亞太社會對美國及中國的印象等等，均屬「銳實力」。正如奈爾討論軟實力時強調，權力運用的本質是中性的，孰好孰壞在於權力運用後的結果，以及權力行使者的本意及手段︰狂熱宗教領袖可以文化、思想的方式影響他手上的死士，令他們心甘情願地為他們相信的「善」犧牲性命執行任務；印度演員（印度劉華）可以其理念吸引國內的人參與他的社會改革，從而為其家鄉祖國帶來更公義的社會。

因此當中的關鍵其實不是巧實力與銳實力哪個較強較令人信服，而是國家是否有公開的平台讓不同的觀點較勁，將國家及國際社會發展的方向爭議交回民眾手上。奈爾深信巧實力/軟實力不會在這場戰爭上落下風，正正是相信推動巧實力/軟實力的國家有開放的公民社會廣納百川，雖然這會令國家難以完全排拒銳實力對國家政策的影響，但同時也有足夠的空間淡化銳實力的干預，這是他認為民主社會在這場國家「實力」戰爭的結構性優勢。作為學術後輩，難以評論奈爾的分析是否正確，但活在後真相及數碼公民社會時代的筆者，對公民社會是否有足夠能力明辨是非，卻是半信半疑。畢竟當公民社會的行為走向情緒化、互聯網化及碎片化，任何以情緒/情感主導的「軟實力」──哪怕背後希望推動的是民主自由、威權獨裁甚至拒絕科學理性等等，均可輕易累積足夠的政治能量，而這才是人類社會的真正危機。

陳偉信  中大全球研究課程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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