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7日
自從發明了中文打字後,排字房的「黑手黨」,只好無奈地面對他們的夕陽,洗手不幹,告別一個我覺得十分浪漫而被忽略的行業。
我念中學的時候,曾柴娃娃地編輯校報,待每月的稿件千辛萬苦地追齊後,便得趕在死線前,揹着滿滿一大袋的同學來稿,乘搭12號巴士,趕到佐敦碼頭,再乘油蔴地小輪,「嘩啦嘩啦」的渡海到灣仔去;然後徒步摸上軒尼詩道上的一家印刷館,找那個架着粗黑框眼鏡的大哥哥,跟他談今期的排版如何如何,風雨無間,趕頭趕命,辛苦之處,還真個非外人道。
(作者按:所以所以,編輯小姐,你每期等待我頑劣的三點不露,箇中的匆忙與咒詛,我是深切理解的。)
(作者代編輯小姐按:哼!)
我記得這個大哥哥,是因為當時的我,對字房與排版,其實一竅不通,但又要求多多,而這些要求,在柯式印刷流行之前,是十分麻X煩的。但這個大哥哥總是耐心的坐在那兒,聽我解說我的要求,偶爾托一托他的粗黑框眼鏡,沉思一下,有時真的想不到辦法了,還會帶我進排字房,跟那兒的一位「黑手黨」老人家,一塊商量。
排字房沒有冷氣,悶熱非常,四面牆壁放滿了密麻麻的中文字粒,像一個悠悠千載、牢不可破的文化古城,默默地圍困着箇中的人,頭上各有一個整天亮着的燈泡,照着滿手烏黑的油墨,於高溫中,跟眼前無數的中文字搏鬥。
就是這樣,老人家與大哥哥一邊抹汗,一邊跟我這個毛頭小子研究,如何把一條標題,弄成傾斜、破裂又立體,叫我非常感動。
後來我才知道,這印刷館是每期免費替我學校印刷的,作為贊助中學生寫作。而這位老人家,是個上海知識分子,剛從大陸逃港,勉強找到這個地方落腳;而這位架着粗黑框眼鏡的大哥哥,正在申請往台灣讀大學,閒來寫點東西,投稿到《中國學生周報》;兩人一來一往,於大陸與台灣之間,剛遇上我這個在殖民地香港長大的廢青,同在無千無萬的中文字前,茫茫然地揮汗琢磨,只為了成全一些中學生的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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