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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3日
就是這樣，我回到香港，住在影城的導演宿舍，四鄰都是久聞其名的導演，年輕的、資深的都有，甚至眾人的偶像張徹，也住在最遠處、靠山面海的公寓，面積大得唬人。
他們問我要不要也住在那邊，我說我哪有這麼多家具啊？與其每天起來，在空洞的家中，踏雪屐到廚房、書房和露台，我選擇了一個老老實實的小公寓，800方呎左右，景色翠綠，樓下是爾冬陞，旁邊是桂治洪，樓上是牟敦芾，彷彿各路英雄雲集。
我見過牟敦芾從他門外的信箱取信，那信箱是他的一隻舊鞋；我也見過爾冬陞遛狗，這狗很聽話，也很漂亮；我也見過桂治洪在門口燒衣，十分虔誠的樣子，大概有新片要開畫。
那是一段快樂的日子，每夜，老中青導演們便會圍坐在一棵大樹下，燒烤、糖水、啤酒、講影圈笑話與邵氏鬼故，生活過得極之愉快，通常三四點才睡，難怪邵氏導演都愛開中班。
這時候的張徹導演，耳朵已經幾乎聽不到了，但我們還是每夜用傳真機聊兩句，他的字寫得傲氣飛揚，秀金體，很配合他的形象，我一直藏起他的來信，收在一個鐵造的月餅盒內。後來張導過世了，我再翻出來看，沒想到那些感熱式傳真紙上的字跡，都隨着年月淡去了，我很是難過，本以為可以保留一些作紀念。
回想起來，我跟張導演的最後一次見面，是在北京，那時候的香港影業，已開始露疲態，海外市場失去一個又一個，我寫了一個關於「宋家皇朝」的劇本，一次通過不了，不斷的上北京開會、審批、解釋，住在片場附近一家賓館，每天徒步走過去冷得要命的北影大樓開會。
也就在北影當時殘破不堪的樓梯頂，冒出一個偌大的頭來，眼皮沉重，嘴唇下垂，很慢很慢地逐級登樓，我一眼便認出是張導演，連忙上前扶他，同時向他問好，但他已完全認不得我了，只是一邊喘氣，一邊謝我這個陌生人。
我難過地目送他，不知道他怎麼可以爬完北影那些特別高峭的梯級，他的腰背這時已彎弓得十分厲害，上身跟下身幾乎成九十度角，平看根本看不見胸腹，就像兩條腿撐着一個頭顱，怪異地爬兩級，停一停，喘一喘，又再爬兩級，停一停，喘一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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