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日
本欄自上月起改為每月一篇後,首個文章系列是通過比較東西文明,探討中美關係和香港的角色。正如前文〈中西文明比較的盲點〉指出,世上大部分對中美關係的論述都過度集中於兩國的現狀(例如美國的「自由民主」和中國的共產黨領導),因而沒有足夠區分某些特徵究竟屬於該文明的本質,抑或只是臨時的異常。要作出更全面的分析,我們必須從東西文明幾千年的歷史淵源談起。
由於我對東西文明的比較是為了銜接中美關係的探討,所以當我說「西方文明」時,主要是指從希臘、羅馬、中世紀歐洲、英倫三島到北美洲的傳承體系。我所說的「東方文明」則以中國為重心,並包括其與東方其他文明(例如北方遊牧民族、印度)在歷史上的互動。
我不會說我是一個唯物主義者或一個地理決定論者,但地理環境無疑是文明發展的非常重要因素。畢竟根據基因研究,大部分科學家都同意,世界各地的人類普遍是約6萬年前由非洲走出,而不同目的地產生了不同文明。即使我們考慮到「自我選擇效應」(即不同性格、不同能力的人傾向到不同地方定居,使得不同地方的初始人口特徵不同),這也不會削弱地理因素在整個問題中的影響,只是使其影響在不同環節體現。
地理環境影響生產模式
西方文明在上古時代的中心──希臘──有着獨特的地理條件。該處有極多海島和港口,除了北部區域外,所有地方距岸邊都不過50公里。同時,希臘內陸多山,平原不足五分之一,土地亦貧瘠而多沙石,不適合農業生產。這些情況導致希臘盛行海洋探索和貿易。另一方面,上古的黃河中下游地區,土質肥沃疏鬆,易於開墾,中國人的生活圍繞農業展開。
歷來很多論者都提出過農耕文明和海洋文明造成的東西方若干分野,例如西方人較外向、喜歡征服自然,東方人較內向、講求順應自然,以及西方人較多挑戰權威,東方人較多服從長輩。但我在此想探討較能融入本系列文章脈絡的另一點。
正如美國思想家杜威(John Dewey)指出,東方的觀念通常較具體,西方的許多觀念則較抽象。例如東方強調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都是切實的關係;西方的「直」(justice)、「慈」(benevolence)等觀念則沒有指明哪種人際關係,而是較一般性的原則。
其實不只在道德觀念上,在其他學問上也可看到這種對比。古希臘發展出演繹幾何學,上古中國的數學成就則以具體計算和應用為主,就算觀察到一些規律,也缺乏公理邏輯體系下的證明。又例如漢字以象形為基礎,希臘則採納了較抽象的拼音文字。
生產模式塑造思維習慣
我最近想通了一個道理:東西方思想抽象程度的分別,似乎跟生產模式不無關係。因為當一個人或一個民族要接觸的事物愈單一、愈確定,其行事原則就能愈具體地申明;反之,若要處理許多未知的新情況,則只能在較抽象、普通的層面訂立原則,以取得較大的適用範圍。農耕民族奕世被「束縛在土地上」(黑格爾語),年復一年按照季節規律作息;海洋探索則要時常應對新環境、新挑戰。
古希臘有不同城邦,中國的春秋戰國也是諸侯林立,造就百家爭鳴。在公元前八世紀至公元前二世紀,世界進入了「軸心時代」,東西方都湧現出奠基性的哲學思想。
拉斐爾《雅典學院》繪出柏拉圖指天而亞里士多德示地,因為柏拉圖相信事物有抽象的共相(universals),熱中於幾何學,亞里士多德則着眼於具體的殊相(particulars),致力於自然科學。東方也有老子和曾向他問道的孔子。老子的思想較形而上,孔子的思想較形而下。
公元前二百多年,羅馬取代了希臘在西方文明的領導地位,及後在歐洲等地建立了龐大版圖。同時,東方則出現了一統中原的秦漢帝國。在講求抽象的西方,柏拉圖的影響力在羅馬帝國以至中世紀都很大程度上掩蓋了亞里士多德;注重具體的東方,則長期接受了孔子作為正宗。
下個月的第一個周五,我們會進入中古時代,看看東西方各自面臨什麼新衝擊。
史丹福大學經濟學系博士生
(編者按:盧安迪最新著作《學而反思──教育之我見》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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