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0日
4年前,我曾在本欄分享我讀本科期間,與同學組成「普林斯頓開放校園聯盟」(Princeton Open Campus Coalition),反對其他學生的左翼訴求(例如要求所有教授接受「文化再教育」)的經歷。其中一篇題為〈「二次文革」來勢洶洶〉的文章刊出後,我很敬重的長輩朋友鄺其志先生跟我說,把美國「政治正確」浪潮比作文革是不恰當的,因為真正的文革殘忍得多。我接受了鄺先生的意見,在《自由的國度》一書收錄那篇文章時,把標題改成了〈「社會公義鬥士」來勢洶洶〉。
自美國黑人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警察殺害,美國以至歐洲等地爆發新一輪「黑人性命可貴」(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我和絕大部分人一樣,都認為弗洛伊德遭到錯誤對待,並希望此案的公義能得到彰顯。但同時,「黑人性命重要」運動中的一些不合理元素愈演愈烈,加上國際社會對該運動的關注度提高,所以也有愈來愈多市民從該運動聯想到文化大革命。
說「所有性命可貴」反被攻訐
首先,該運動對語言造成了嚴重扭曲。它只允許人們說「黑人性命可貴」,而如果有人說「所有性命可貴」(All Lives Matter),卻會被標籤為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者。我博學的朋友黃裕舜曾在本報撰文提出,由於現在是黑人性命受到最大威脅,所以集中強調「黑人性命可貴」是恰當的;如果說「所有性命可貴」,就像在一個人的家着火時說「任何人的家都不應被燒掉」。裕舜的說法確有一定道理,但相信他也會同意,一個人不應因為說了「任何人的家都不應被燒掉」而被解僱。
現實是,NBA球隊薩克拉門托帝王的評述員Grant Napear,因為在Twitter上說「All Lives Matter...Every Single One!」而被解僱。麻省大學洛厄爾分校(UMass Lowell)護理學院院長Leslie Neal-Boylan在一封給學院師生的電郵中說:「黑人性命可貴,所有人的性命都可貴。」有學生向校方投訴院長「所有人的性命都可貴」這句話有問題,院長隨後被解僱。更甚者,普利茅斯大學(University of Plymouth)物理學系講師Mike McCulloch,僅僅因為對含有「All Lives Matter」的帖文點讚(而非自己發帖)就面臨紀律調查。
這些奇怪標準除了影響美國人,還把外國人也搞得一頭霧水。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Twitter上發帖聲援黑人,表示反對種族歧視和仇恨,但帖文中用了「All Lives Matter」這句話,不小心犯了大忌,反而被「黑人性命可貴」支持者們批評,實屬無奈。
移除雕像 電影下架
另一方面,劍橋大學英文系教授Priyammvada Gopal在Twitter上說「White Lives Don't Matter」,非但沒有被解僱,還被升為正教授。這裏有微妙的一點:我不是說Gopal教授不應被升職或應被解僱,畢竟既然我捍衞不跟從左翼「政治正確」的人的學術自由,我也會把同一原則公平地應用到所有人身上。
我只是想用這個例子來突顯出前述因說「所有性命可貴」而遭殃的例子是多麼荒謬。此等顛倒是非的標準,實在有奧威爾筆下Newspeak的色彩。
「黑人性命可貴」運動的另一招數是攻擊雕像。林肯、老羅斯福、狄更斯、古羅馬君主、耶穌,甚至美人魚的雕像都被一些示威者指是種族主義而要求移除(另一方面,德國剛剛豎立起新的列寧雕像。)《費城詢問報》(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刊出了〈Buildings Matter, Too〉的標題,反對示威者破壞雕像和建築物,結果總編輯面對口誅筆伐,被迫引咎辭職。
更接近日常生活的例子還多不勝數。Google宣布不再使用「blacklist」和「whitelist」字眼。強生停止在亞洲出售美白產品。電影《亂世佳人》因被指種族主義而被HBO Max下架。有記者詢問國際象棋棋手,覺不覺得白棋現行代表白人至上主義。
今次介紹了「黑人性命可貴」運動中的一些不合理元素。我未來會再探討美國的警暴和種族問題,以及如何改進。這比推倒雕像和禁播電影更有建設性。
史丹福大學經濟學系博士生
(編者按:盧安迪著作《自由的國度2──STEM教育與美國》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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