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6日

財富稅改善不均身家點計大考驗

民主黨初選領先者開始支持「財富稅」，對此我一點都不覺得驚奇。這一概念由我的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同事Gabriel Zucman和Emmanuel Saez提出。剛開始學習公共財政時，我得到的教導是，稅收有三大原則，均來自十七世紀法國政治家Jean-Baptiste Colbert的格言：「既要（拔）最大量的鵝毛，又要讓鵝不叫喚。」

第一個原則是永遠要擴大稅基，從而你能夠以盡可能低的稅率實現稅收目標（讓鵝叫喚得最少）。第二個原則是對無彈性的名目徵稅，從而盡可能減少稅收制度對總體經濟活動模式的扭曲。最後，應該被課稅最多的人，是那些支付稅收的效應損失最小的人，亦即富人。

牢記這三條原則，對富人徵稅的最寬可能稅基是什麼？當然是他們的財富。富人最不願意犧牲的東西來降低稅收負擔？當然是他們的財富。

基於這原理，顯然從技術角度，稅收制度應該保持相當大的財富稅比例。即使從經濟學家Christophe Chamley和Ken Judd工作出發，從長期看，應該對勞動所得徵稅──你也會接受，徵收一定程度的財富稅應該是近期的重點工作。

因此，我很奇怪，聰明、敏感、有公共精神的人會反對沃倫、桑德斯和其他人所提出的財富稅方案。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Alan D. Viard認為，改革「所得稅、房地產稅」比實施財富稅來得「更簡單、更審慎」。類似地，布魯金斯學會的William Gale支持提高富人的稅率，但又說他「還不準備支持財富稅，原因有很多。」稅務基金會（Tax Foundation）的Karl W. Smith認為財富稅將「影響到美國資本主義最有生氣的思想」。

此外，當賽伊茲和祖克曼在布魯金斯學會會議上提出他們的財富稅方案時，遇到了異口同聲的否定，許多人擔心該政策會遏制美國人做高風險投資的意願。就連前合作者、經濟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的Dean Baker也擔心，財富稅會激勵富人「僱用會計師、律師和其他人參與避稅偷稅行業」。

美稅局有責任簡化問題

我的好友Lawrence H. Summers警告說，財富稅實際上可能增加錢對政治和決策的影響力，他指出，如果富人無法保持財富傳遞給子孫後代，就會轉而花掉財富，影響當下的社會。

Summers把推行財富稅視為一種干擾：「進步派將能量用於提出一個最高法院有一大半可能宣布違憲的方案……對我來說可能是犧牲了一個巨大的機會。」最後，稅收政策中心的Janet Holtzblatt在1993年時，比我更擅長公共財政，她認為財富稅可能帶來「重大事實和管理挑戰。」Summers關於可能浪費機會的觀點似乎頗有說服力。有效的財富稅要想持久，美國需要一個致力於把最高法院擴容一倍的政府。

關於行政和執行問題的擔憂也不難理解。定義和確定富人的財富（以及所得）的價值是一個巨大而艱難的任務。為了簡化問題，美國國稅局也許應該只承擔一項任務：要麼對所有所得徵稅，要麼對財富和勞動所得徵稅。

然而，跳出這些細節，我不能不認為討論誤入了歧途。公共財政的一個基本點丟失了。財富稅是對富人徵稅的理想方式，這理應是一個既成技術官僚信條。

因此，舉證責任難道不應該不在於財富稅的支持者，而在於所有捍衞背離理想基準的現狀的人？我真的迷惑了，我樂於聆聽對此問題的令人信服的回答。

作者是美國財政部前助理副部長，現為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經濟學教授，國家經濟研究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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