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6日

中華道統與身份認同

港澳辦發言人早前表示，香港很多年輕人缺少國家意識，反映香港的國民教育有所不足。固然，我不清楚一小撮極端示威者的思想，但根據我從小到大對絕大多數香港人的觀察，他們並不符合港澳辦發言人的描述和研判（或許他們也不是該言論針對的對象）。

首先，關於香港年輕人有沒有國家意識、是否「愛國」的問題，我們必須在「道統」和「政統」兩個概念之間作出清晰的區分。顧名思義，政統就是指國家的政治制度的傳承和演變。那麼道統又是指什麼呢？

根據我的粗略理解，狹義的道統是指儒家的文化傳統，上追三皇五帝，夏商二代承命，周監而大成；春秋戰國，孔孟傳之於野；偶脫秦火者，登漢家廟堂；復有昌黎橫出，求諸六朝之壞。至於廣義的道統，則可指四海之內的各種文化傳統。無論如何，宋元以降，三教合流，形成一直傳承至「五四」之前的文化長河。

我國歷史上，有不少人都對道統和政統持有不同態度。古有伯夷叔齊不食周粟，求仁得仁。陶淵明雖在晉朝已隱身曠野，但一入劉宋，寫詩不記年號，惟書甲子。韓偓在唐亡後不踐朱梁，避地偷生。功過是非，各有評判，但從來沒有人說他們缺乏「炎黃子孫」的身份認同，他們也沒有威脅國家主權。

由此可見，「愛國」的真正意義在於愛道統，而不一定要愛政統。

香港傳承中華文化

香港雖是百多年的英國殖民地，但這沒有阻斷中華道統在香港的傳承。在中國內地「新文化」亂局之畔，學貫中西的港督金文泰爵士任用勝朝【註】遺老，為舊學興滅繼絕，獲本地華人尊稱為「使君」。上世紀中葉，錢賓四先生、牟離中先生等大儒也乘桴來到這片淨土。凡此種種，都是「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的體現。

那麼，現在香港人（包括年輕人）對中華道統——文化傳統——的態度是怎樣的呢？我出生以來25年，從未聽過有人反對慶祝農曆新年派「利是」，或端午節賽龍舟，或中秋節吃月餅；我從未聽過有人說周公、杜甫、文天祥是內地人所以有問題；我從未聽過有人說金庸小說是關於中國大陸所以就不讀。

儘管香港人對中華道統並不排斥，但不少人對政統的現狀卻有一些牴觸。尤其是香港相當部分人（或其先輩）都是因為與共產黨有關的事情而來到香港，而由於內地的政治體制有着較高程度的連續性，所以政權較難與歷史包袱切割。今天，即使在一些灰色地帶的事項上，不少香港人的慣性反應都不會把疑點利益（benefit of the doubt）歸於共產黨。

「一國兩制」有容乃大

中國上一代領導人深明，要讓香港人跟政統的現狀建立情感上的聯繫，不能操之過急，甚至要提防弄巧反拙。鄧小平先生在談到「港人治港」的原則時表示：「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這是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智慧，也是「一國兩制」要成功所必須的胸襟。

然而，由於一些人的錯誤宣傳和以訛傳訛，我認識的一些年輕朋友以為如果「愛國」或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就等於贊成（或被以為贊成）中國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所以他們在國民身份認同上（或表達上）有所猶豫或偏差。同時，一些內地朋友不清楚這個語境問題，於是便以為香港很多年輕人真的抗拒華人身份。

綜上所述，如果澄清「愛國」是指愛中華道統，而不一定要贊成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將有助在不損害中國主權的前提下，消除一些因誤會而產生的摩擦，促進「一國兩制」下內地和香港的善意互動，讓香港保持繁榮穩定，同時以其獨特的制度和角色為國家作出最大貢獻。

至於香港的國民教育問題，我將在下周繼續拋磚引玉。

盧安迪_史丹福大學經濟學系博士生

註：「勝朝」即緊接着的上一個朝代，此指清朝；但因「清朝」一詞亦可指「清明的朝代」，故用「勝朝」，免生歧義。

（編者按：盧安迪著作《自由的國度2──STEM教育與美國》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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