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4日

淺談「狀元讀醫」現象

上周談到，不少學生作出選科決定時，均會以收入、生計為主要考慮之一。在香港，在公開試考獲優異成績的同學，多在大學修讀醫科、法律等科目，這個現象多年來都頗受關注和爭議。我想先分享一下我對這個現象的看法，然後探討這個現象的成因。

政府干預令醫科法律划算

有些人覺得從事高收入的行業是成功的指標，有些人則覺得追求一些更「純粹」的事業（例如基礎科學、藝術等等）才是高尚的精神。我一直以來的觀點則是：在理想的情況下，每個人都應該從事他最有興趣的事業。我有很多中學同學，都是對醫科和法律真的有興趣，然後在大學修讀這些科目，這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如果我們的準則是「同學應該修讀感興趣的科目」，我們便應把這個準則公平地應用在所有情況，不能把醫科和法律排除在外。

順帶一提，上述邏輯就像「女性應否成為家庭主婦」這一問題，有些極端女權分子認為家庭主婦角色是「父權社會」壓迫的產物，女性必須在職場工作才可得到「解放」，而另一極端的人則會認為「男主外、女主內」是兩性的天職。我的立場則介乎兩者之間：在外工作沒有違反女性的本性（nature），但擔任家庭主婦也沒有違反女性的本性。只要熱愛自己做的事情，兩者都可帶來美滿而有意義的人生。

回到同學應否對醫科、法律趨之若鶩的問題，剛才說的「完全按興趣選科」只是就理想情況而言。在現實中，同學往往面對各種家庭、經濟條件的限制，而須把金錢收入的因素放在較重要的位置。

記得讀大學時，跟一名很懂事理的師姐談到這個話題，她說：「你估個個都好似你咁，可以咁瀟灑咁追求你嘅學問咩！」有如當頭棒喝，令我頓有慚色，至今難忘。對於在經濟考慮和興趣之間作出取捨的同學，師姐的話令我的同理心更加堅定，不會對他們有任何負面看法。

接下來，我想探討「成績優異的同學大多選讀醫科和法律」這一現象背後的客觀原因。我的論述會分為3個部分：（A）為什麼讀醫科和法律在金錢上更划算；（B）為什麼人們會（比某些其他文化和其他時代）注重金錢考慮；（C）為什麼無甚經濟掣肘的同學仍會傾向選讀醫科和法律。

在超級市場排隊付錢時，如果有一條隊比另一條隊長，顧客便會選擇較短那條隊，令各條隊的長度趨向相等。同理，在完全自由的市場下，不同職業的金錢收入加上滿足感，減去所需的教育成本（包括學費、時間等等），淨值應該不會相差太遠，因為如果有某個職業比其他職業划算太多，便會有很多人選擇進入那個職業，令其金錢收入下降、教育成本上升。（當然，不同人有不同興趣，所以跟超級市場的比喻略有不同。）

但在現實中，至少存在兩項政府干預，改變了上述情況。第一，牌照制度限制了不同工種的供應，令工資高於在自由市場會達到的水平，保護現有從業者。無論在香港還是外國，醫生和律師都有憑藉較強的政治議價能力，獲得較為嚴格的牌照制度。（由於立法機關與法律界關係密切，所以律師的政治議價能力可以理解；而且這兩個職業都涉及一些後果很嚴重的事情，故其牌照制度較易得到大眾支持。）

第二，政府對大學的資助，令修讀不同科目的學費相若（雖然要花的時間和辛勞未必一樣），於是令一些培訓成本較高的科目（例如醫生）變得更划算。話雖如此，我不肯定如果撇除政府資助的因素，大學會否實行分科收費，因為美國有很多私立大學，在收費上有很大自由度，但都沒有分科收費。這不但涉及行政成本，更重要的是辦學理念和公眾形象問題。

以上是我對（A）的論述。至於（B），由於篇幅所限，我會在下周才系統性地討論。現在，我想簡單談談（C）。

朋輩網絡和長輩壓力

有些同學本身對物質生活的要求不高，又或者家境十分富裕，做大部分工作都不會對其生活水平有什麼減損。但他們仍有修讀醫科和法律的誘因：第一是人際網絡的考慮。我有一名很有智慧的朋友，原在本地大學入讀了一個較為冷門而他很感興趣的科目，但不久發現系裏的同學們未能跟他作出他期望的深度的思想交流，後來便轉了去讀醫。在此，我不是評論這個作法的對錯或利弊，只是通過一個現實事例來說明一些學生的心路歷程。

第二則是來自長輩的壓力。我很幸運，我媽媽全家都是文人，爸爸也十分開通，從來沒有對我的職業提出過任何要求（除了不要做壞人），所以「讀書好就要做醫生或律師」這個觀念從來沒有進入過我的腦袋。反而是有些其他同學的家長，知道我的志願不是做醫生或律師後，流露出驚訝之色。我初時對他們的反應略感奇怪，但後來經歷多了，才體會到這種期望是多麼普遍。

盧安迪史丹福大學經濟學系博士生

（編者按：盧安迪著作《自由的國度2──STEM教育與美國》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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