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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17日

盧安迪 自由的國度

教育制度中的物質主義

上周提到,我早前在香港電台電視節目《五夜講場—學人講經濟》,就教育私營化的議題向前輩學習和探討。人們對教育私營化主要有兩個憂慮,第一是窮人的教育資源會否減少,第二則是教育會否由功利考慮主導,犧牲人文價值。上周已論述了第一個憂慮,本周再就第二個憂慮分享一些思考。

首先,「功利」這個詞語的含義過於模糊和廣泛,因為嚴格來說,任何滿足人類慾望和意願的東西都是「功利」的。但當大部分人貶義地使用「功利」一詞,通常是指物質生活上的追求;所以或許用「物質」一詞代替「功利」會更確切。

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不是在一個完美和一個不完美的選項之間抉擇,而是在兩個不完美的選項之間抉擇:無論市場主導抑或政府主導的制度,都可能會受物質主義的元素左右。問題只是哪個制度更能容許非物質主義的元素發揮。

人們往往從「市場化」、「商品化」聯想到「物質化」,甚至把它們當成同義詞。但其實市場本身是沒有價值觀的,只有人才有價值觀。市場制度下的資源分配有多物質主義,取決於參與市場的人有多物質主義(或許用英文表達會更清晰:The market is materialistic only insofar as its participants are.)。

如果人們追求物質的東西,市場便會提供物質的東西;如果人們追求非物質的東西,市場便會提供非物質的東西。例如有很多人喜歡關於旅遊和美食的書,這方面的書便很多;較少人喜歡普及哲學的書,這類書便較少。在任何社會中,大部分人都是主要着眼於物質的;視野能夠超越物質、關注精神生活的人總是少數。但至少市場制度能滿足這些「冷門」意願,容許他們追求非物質的財富。

政府反映物質考慮

另一方面,當一件事情由政府處理,政府會傾向為所有人訂立劃一的標準,而由於社會上大部分人都是着重物質的,所以非物質的小眾價值在這個劃一標準上體現出來的機會便不大。在最極端的例子中,這個趨勢再清晰不過:徹底實行集體主義的共產國家,經濟計劃總離不開鋼鐵要生產多少噸、糧食要生產多少斤;反而在較尊重個體自主的資本主義社會,各種不同追求——包括非物質的知識和文化追求——得以百花齊放。

在沒有那麼極端的政府,上述傾向依然存在。在2016至17年度,本港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研究資助局資助了1280個研究項目,當中以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為主,而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項目只佔兩成【註】。一般市民也可留意到,政府經常強調推動創新科技發展,以助經濟增長;雖然香港政府並非普選產生,但政府至少在政治訊息上仍是嘗試反映大部分市民關心的焦點,即是物質生計。

此外,我們也可從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的角度分析這個問題。公共選擇理論旨在研究各個政治持份者——包括政府官員——在考慮切身利益下的行為誘因。由於資助教育的金錢不是來自政府官員自己的口袋,所以官員的誘因未必完全是善用那些錢,而可能是以「最容易向公眾交代和解釋」的方式使用那些錢,以避免負面政治後果。因此,無論在研究資助還是教職員評核上,政府主導的制度會傾向用較量化和劃一的標準,缺乏靈活性,使一些教職員感到無所適從和疲於奔命。

湯瑪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在Education: Assumptions Versus History一書中指出,雖然美國最頂級私立大學提供非常慷慨的助學金,但一般公立大學提供的助學金,卻往往只能讓來自中產家庭的學生更寬裕地入讀大學(但他們原本也有力負擔),而對十分貧窮的學生則屬杯水車薪。如果把「很多人拿助學金,但每個人拿得不多」改為「較少人拿助學金,但每個人拿得較多」,便可讓貧窮學生受惠,但如果這樣,官員便不能向公眾簡單吹噓「我們的助學金幫了多達XXX個學生」,而要解釋較複雜微妙的道理,從公關角度來看不甚理想。

自由比結果更重要

話說回來,雖然政府往往會令物質和量化的考慮因素變本加厲,但即使實行教育私營化,大部分人作出升學決定時,仍會把經濟和物質利益放在較重要的位置。撇開上述政府行為傾向的考慮,假如(注意這只是一個思想實驗)我完全控制政府政策,而又有辦法運用公權力來改變人們的選擇,使他們不那麼注重物質,我會否那樣做呢?答案是不會。

任何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在個人生活習慣上,我對物質的追求十分輕視。我的兩本中文書的最大主旨就是:大學不應該是職業訓練所,而應該是創造、發現和傳授知識的地方。在我的理想世界中,人們會放棄很多現有的物質享受,轉為追求純數學、哲學、文學、藝術等精神食糧。但同時,我卻寧願任由大部分人根據物質考慮來行事,都不願用公權力阻止他們。這兩方面的立場是否自相矛盾呢?這也是在節目上,主持人問我的問題。

答案是:我同時持有這兩個看似有牴觸的觀點,恰恰體現了我對自由的珍視和堅持:我寧願看到人們自由地作出不符合我價值觀的決定,都不會用公權力把我的價值觀強加於他們身上。這就是我跟政治上的左派的根本分別。

我們應該通過傳播思想,說服更多人喜歡非物質的追求;然後他們在自由市場下便會追求非物質的東西。但在成功改變他們的思想之前,我們仍然必須尊重每一個人的權利和尊嚴;我們不應把他們視作實現我們非物質理想的棋子,正如別人也不應把他們視作推動經濟發展的棋子。

盧安迪  史丹福大學經濟學系博士生

註:本文引述的比例數據,來自《香港01》2018年7月17日發表的文章〈【教資會】主題研究計劃撥款結果公布 人文社科研究仍須靠自己?〉。

 

(編者按:盧安迪著作《自由的國度2──STEM教育與美國》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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