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0日
講述邱吉爾在二戰期間事跡的電影《黑暗對峙》(Darkest Hour)早前風靡一時,亦引起了更多朋友對這位前英國首相的興趣。他在二戰對抗納粹的功勳奠定了他在世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也令他往往被視為二十世紀最具代表性、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但較少人意識到的是,除了二戰這一重要環節外,邱吉爾還在更廣泛、更深刻的意義上代表了整個二十世紀。
戰爭升級 生靈塗炭
若問二十世紀人類社會的最大改變是什麼,那就是政府角色和規模大幅膨脹,與平民生活的關係愈來愈千絲萬縷。在外政方面,從前的戰爭較多為局部戰(limited war),但二十世紀的許多戰爭——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則是動員全國資源、攻擊敵國全民的總體戰(total war)。在內政方面,1930年代的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為政府增加經濟干預提供了政治條件,而到了世紀末,西方民主國家已紛紛建立了「從搖籃到墳墓」(from cradle to grave)的福利制度,與十九世紀的自由放任面目全非。
在邱吉爾漫長的政治生涯中,他不但經歷了上述幾乎所有關鍵事件,而且更是當中很多的始作俑者,影響延展至今。他可以說是現代「福利—戰爭政府」(welfare-warfare state)的縮影,因此也是二十世紀的象徵。
十九世紀及之前的戰爭,雖然也有例外,但對軍隊和平民之間的分野還是有一定程度上的承認。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他作為第一海軍大臣,指揮英軍對德國進行的物資封鎖,則打破了兩個國際慣例。第一,根據1856年的《巴黎海戰宣言》,軍隊只能在敵國港口的3里範圍內進行針對性封鎖,但英軍則在整個北海(包括公海)散置水雷,威脅一般民航的安全。第二,英軍把平民的食物都視為違禁品,在中立港口阻截,這在當時的西方國際秩序中是破天荒的【註1】,也違反了1909年的《倫敦海戰法規宣言》的(雖然英國簽署了這項宣言,但因上議院反對而未能落實)。
此外,邱吉爾在1915年寫信給英國貿易委員會主席,表示「吸引中立船隻接近我們的海岸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樣有助把美國捲入對德國的戰爭」。一星期後,載有大量美國公民的皇家郵輪盧西塔尼亞號便被德軍魚雷擊沉,成為美國參戰的導火線之一。有學者檢視當時英軍情報紀錄後推斷,英國是預知盧西塔尼亞號的航線將會遇襲,但故意不發出警告【註2】。邱吉爾在回憶錄中也表示:「不是所有戰爭操作都在戰場上進行……把盟友捲入戰爭的技巧,與戰場上的正面交鋒同等重要。」
除了兩次世界大戰外,邱吉爾在1919年作為殖民地大臣,在處理伊拉克傀儡政權時,更主張對他口中「不合作的阿拉伯人民」使用化學武器。他說道:「我不明白人們為什麼對使用化武這麼神經質。我強烈主張對不文明的部落使用毒氣。」凡此種種,都是邱吉爾影響二十世紀戰爭面貌的例子。
賦權工會 發展福利
經濟方面,1930年代的大蕭條無疑是上世紀最重要的事件。大蕭條的起因眾說紛紜,現在也不是為任何理論詳盡辯護的時候,但假如奧地利學派經濟周期理論成立,則邱吉爾跟大蕭條的起源也不無關係。
根據奧地利學派的解釋,大蕭條是源於聯儲局在1920年代的擴張性貨幣政策,造成大量錯誤投資(malinvestment),泡沫最終爆破。但聯儲局為什麼要採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呢?其中一個原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財政大臣邱吉爾把在戰爭期間大幅貶值的英鎊,以戰前的滙率重新與黃金掛鈎,於是旋即面臨龐大的通縮壓力,英國黃金大量流入美國。英國繼而向美國施壓,希望聯儲局降低利率,令美元轉弱,以助承托英鎊。
最後,我想談談邱吉爾和福利主義的關係。現代福利國家的先驅固然是德國的卑斯麥,而邱吉爾早在1900年代已表達了對其理念的認同:「對於那位把這些社會保障添置到德國民族眾多榮耀之中的天才,我的內心充滿了傾慕」;「我希望釜底抽薪地在我們的經濟中加入一大塊(a big slice of)卑斯麥主義」。1908-10年擔任貿易委員會主席期間,他賦予工會特權,使之凌駕於一般組織會面對的部分民事訴訟。
我們常有一個印象,就是1945年工黨勝出英國大選,揭開了英國社會福利急速增加的序幕。但其實這個過程在二戰期間的邱吉爾政府已經開始。當時,社會保障金計劃、公共房屋和醫療計劃均獲通過,政府也已着手擴展公營企業的範圍【註3】。正如邱吉爾在1945年下台前在電台廣播中對國民說道:「你們必須把我和我的同事看作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強制性全民保障的堅定支持者。」經濟學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也觀察道:「英國引入社會主義的最關鍵步驟,不是在艾德禮的工黨政府,而是在邱吉爾的保守黨政府下發生的。」
盧安迪_史丹福大學經濟學系博士生
註1:詳見C. Paul Vincent的著作The Politics of Hunger: The Allied Blockade of Germany, 1915-1919。
註2:詳見Patrick Beesly的著作Room 40: British Naval Intelligence, 1914-1918。
註3:詳見W. H. Greenleaf的著作The British Political Tradition, vol. 2, The Ideological Heritage。
(編者按:盧安迪最新著作《自由的國度2──STEM教育與美國》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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