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塔暴增爆資源肉搏戰

大學常被稱為「象牙塔」，就是說大學鑽研最頂尖的學術，已到達與現實脫節的境界；但反過來說，這也代表大學毋須擔心沒有資源繼續運作。然而，從近期世界各地大專院校紛紛傳出削減教職員福利以至解僱浪潮，以及不斷上漲的學費及競爭激烈的大學排名，從中可看到，現時的大學似乎已跟一般機構沒分別，需要為自身存續而煩惱。

專研全球高等教育發展的中文大學全球研究課程講師張可欣博士認為，大學目前面對的困難，與高等教育的高速發展步伐有關：「二戰後，全世界18到24歲人口當中，只有少於1%人口能夠入讀大學。但到了1990年後就有一個很大的爆炸，不論是人數、男女比例、院校類別的數字都突然飆升，而且愈升愈快。」

她指出，在一段很長的時間裏，除了少數坐擁巨額基金的頂尖大學外，全球大部分院校都由政府資助；但到上世紀九十年代高等教育迅速膨脹，大專院校開始私有化，逐漸要靠自己來維持收支平衡，較新的私立大學尤甚，於是資源競逐愈來愈激烈。

「財源廣進」反無所適從

一般的商業機構有時會陷入過度擴張的窘境，也就是說公司業務擴展得太快，擁有的資源，例如人手、資金、器材等卻跟不上，結果反而蝕大本甚至倒閉。高等教育面對的問題與此類似，但張可欣認為，大學並非缺乏資源，反而是取得資源的渠道太廣泛且多變，讓大學無所適從。「大學可以賺取收入的地方，除了政府（資助）以外，不同層面有不同的渠道，例如做研究需要找人捐贈支持，教學需要向學生收取學費。於是我懷疑不是資源是否足夠的問題，而是資源來源太多，反而令大學無所適從。舉例說，今年的學生認為某些教學內容應要改善，課程於是跟着改，但明年入讀的是完全不同的學生嘛……大學不是不想負起責任，而是它要面對的人實在太多，每一個持份者對大學的責任要求都不同。」

大學終究不是商業機構，它肩負着培養專才、創造和傳承頂尖知識的社會使命，因此不能像私營企業般隨意把不賺錢的學系裁掉，變陣應對大環境。另一方面，大學資源多寡往往跟聲望掛鈎，名聲愈好的大學，自然能吸引更多尖子就讀、更多頂級學者加入教研團隊，也就代表可得到更多資源。而判斷大學聲望的量化標準，自然是大學排名。

於是為了爭取更高排名，大學或多或少都會改變自己去迎合評核標準：「大學排名有自己的評核標準，例如論文數量、教學質素、師生比例，以至商業支持等等，這些標準當然（對大學營運）有影響。」她以香港為例解釋：「我相信現在大家最留意的，是大學裁員、終身職位不再等現象……這跟排名不無關係，因為下一次的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RAE，香港教資會對各大院校教研水平的評核）將在2020年進行，於是大家就會計算，究竟（大學）有多少資金？資源要如何分配才能最有效地做研究，幫助提高排名？而一般只負責教學的講師，就會遭殃。有工會組織指出，兼職講師愈來愈多，就反映這個情況。」

故此有人批評，大學為了迎合排名標準，不惜扭曲本身教研體制，是不正常的現象；不過張可欣認為這樣的說法不盡準確：「大專院校很清楚大家是在玩一個怎樣的遊戲，要如何迎合排名標準；但在某些時候，它們又有方法反過來主動演繹這些標準是什麼回事。」

另外，張可欣又說，大學學科並不是靜態的，而是隨着時代推進而演變。以社會科學為例，雖然社會科學一向被認為是「不賺錢」的學科，但事實上由上世紀七十年代至今，社會科學的科目增長速度比其他學科快得多，因為有一些傳統科學及文學科目現在已轉化為社會科學範疇，也有很多嶄新科目出現。她又說，例如醫科的精英科目等雖然比較「賺錢」，但相對地教學成本也較高，一個醫科生的成本可能抵得上兩三個社會科學學生，故從營運成本效益來看，保住社會科學也有其意義。

誤解「沙紙」「殺校」潮難現

她又表示，除了資金，大學與其他大學之間的連結也非常重要：「無論是跨科目還是跨院校，大學都會嘗試加入這些組織，尤其是國際級別的組織。例如早期的英聯邦大學協會（ACU），後來就有國際大學協會（IAU），然後又出現很多區域性的聯盟。近年誕生的還有Worldwide Universities Network。」

張可欣認為，縱使高等教育有供過於求的跡象，但大學不太可能會有「殺校」浪潮，這是文化因素使然：「美國社會學者Randall Collins提出的『文憑社會』（Credential Society）就指出，如果太多人入讀大學，社會就會出現『過度受教育』（Overeducated）的現象，市場根本沒有那麼多高學歷需求的職位去吸引海量的大學生。但神奇的是，放眼全世界，尤其是亞洲，對高等教育仍然趨之若鶩……大學是頂尖知識和學術人才聚集之地，同時也是一種全球文化。所以即使有『過度受教育』的情況，但人們都或多或少有種不讀大學不行的想法，令高等教育始終受到追捧。」

受訪者：張可欣博士中文大學全球研究課程講師

採訪、撰文：曾維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