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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9日

熊一力 EJ GLOBAL plus 信觀點

當香港傑出教師亦要失業時

香港理工大學及浸會大學近月爆出解僱教員風波,兩校分別以「資源問題」、「唔夠Outstanding」為由試圖開脫。惟兩次解僱事件所涉及的教員,教學表現向來理想,何以今天的香港會發生校方簡單說一句不獲續約,便能趕走教師的奇怪現象?大學教師除了教學外,還有什麼「正業」須兼顧,方可獲保證留住教職?

要了解學者的「正業」,必先處理大學錢從何來。香港目前各家資助院校的經費,相當部分來自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UGC審批款項時按人頭計算,以三年為單位整筆撥出形式讓院校自行運用,包括資助課程教學成本,與研究撥款及專業活動兩大部分,並按75:23:2比例分配。

UGC研究撥款中有一半是按RAE(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表現分配,關鍵為能否達到「知識基礎能與世界其他地方並駕齊驅」的要求。由於75%的人頭撥款不足以支撐課程運作成本,於是佔總額達23%的研究撥款便成為各大學、學系必爭之地。

以筆者較熟悉的嶺南大學為例,校方決定每名現職教授合約期內表現時,會分開教學、研究及其他工作(如行政、社區貢獻等)三部分評分,並規定研究及教學表現須達到「Outstanding」及「Very Good」(兩者評分可互換)。教研表現比重理論上一樣,但不少教授反映,校方要求在合約期內提交一定數量的論文情況愈來愈多,令他們只能放輕教務。

2015年,嶺大便發生6名教授因研究未達標而一度不獲續約,部分經斡旋後獲額外時間交論文。無獨有偶,當年受影響的教員中,絕大部分也是同學間口耳相傳的好老師。由此可見,教學優良對教席的保障明顯不及研究產出。

中文大學員工總會前會長吳曉真曾撰文批評UGC透過研究撥款與學生人數脫鈎、研究項目碎片化及為撥款項目引入競爭等手段,令大學發展路向隨其意願前進。事實上,不少院校近年均主動迎合,增聘專職研究的學者生產論文,務求在RAE中取得理想成績,亦有學者為保教席而專心研究,將本科生課堂交由研究生助教或另聘兼職老師代課。

由於RAE看重研究成果能否登上國際學術舞台,並達致「世界領先」的水平,導致學者挑選研究題目時,需考慮能否獲國際期刊刊登及將研究語言轉為英語,以滿足「國際標準」。這樣令本地研究空間被壓縮,也對院校內部造成不良影響。

自UGC逐步為大學撥款引入競爭,香港各家大學以商業機構牟利形式運作的心態愈見明顯。筆者便曾於教務會議上親耳聽到高層自比銷售員,希望與同仁探討如何「取悅」UGC,好讓闡述未來發展的計劃書順利過關。其中,設法提升研究產出數量為高層的首要考慮,教學表現卻只以「學生評分理想」等花言巧語交代。可見由研究主導大學撥款,進一步貶低日常教學重要性,導致今天香港大學教育異化。

課堂長期由兼職教師或助教代課,除教學質素欠缺保證外,亦失去教授親自任教、傳承知識的原意。現時大學裏壁壘分明,彷彿一群積極研究的學者只負責賺錢,不能直接爭取撥款的教務則下放到兼職教師手上,這種美其名為集中資源、突顯優勢的做法,但實際上只是基於功利主義行事,務求在所有人身上榨出最後一滴剩餘價值的制度異化,以傳承、啟迪知識而言實屬本末倒置。

不幸的是,最終承受惡果的,卻是在這場數字遊戲中沒有話語權的學生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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