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9日
驟眼看來,英國的高等教育系統沒有什麼大毛病,不但賬面豐收,而且校方收入被美國常春藤名校們遠遠拋離的情況下,頂級英國大學在讓大學管理層和家長們欲罷不能的「國際大學排名」依然高企。但是,如果我們不把高等教育系統看成單純追求盈利的產業,而是看成是一個保障英國創新前進的基礎或者一個保障社會流動性的機制,英國高等教育系統在脫歐的前提下面對的困難相當多。
首先,英國將會在脫歐後脫離全球最大的科研預算:歐盟地平線2020計劃(Horizon 2020)的後繼者,所以創新資金未來很可能面臨短缺,是顯而易見的問題;第二,本科課程學費對於本土學生來說已經相當難負擔,在學費和教職員開支已經達到接近一比一的比例。因此對於大學管理層來說,學位「市場化」的誘因更多,教育資源變得過分側重短期回報的課程,比如是商學院課程的趨勢,將會變本加厲。
市場化發酵 新點子陸續來
近日英國學界發起罷工,最終因政府讓步而結束,這正是針對着院校打算減少教職員退休保障而來。退休金改革正是「市場化高等教育」思維的一步,脫歐之後,這類殺雞取卵的提案勢將接踵而來。
據英國24間頂級大學組成的羅素集團(Russell Group)統計,這些大學每從公共研究資助獲得1英鎊,便為英國的經濟產出增加9英鎊。單單2015/16年度,羅素集團便為英國經濟貢獻達868億英鎊,其中341億英鎊正是來自科研。自從1957年,在歐盟前身歐洲經濟共同體(EEC),亦即比利時、荷蘭、法國、前西德、意大利、盧森堡6國簽訂的《羅馬條約》第165/166條中,已確立EEC對於教育的支持。
地平線2020於2014年開始,今日的歐盟正處於這個計劃的末端。這計劃為全歐盟境內的大專院校提供總值800億歐羅的資助之餘,亦為學界提供了如交流機會和設施互享等大量的無形資產。根據歐盟委員會的數據,作為歐洲頂尖院校集中地的英國獲得了整個計劃總額15.2%的資助,僅次於德國(16.7%)。除了地平線2020計劃之外,歐盟亦透過歐洲結構與投資基金(European Structural and Investment Funds)資助英國。英國UCL教育學者Ludovic Highman研究指出,僅此兩個機構的直接資助已經佔英國總科研和創新投資的一成以上。這還未計算其他歐盟機構如歐洲投資銀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的貸款、Erasmus+計劃等的援助。但在2020年後這些財路都會截斷,英國要維持科研上的動力,必須另覓資金來源。
今日的英國高等教育發展蓬勃,各大名校的國際排名固然拾級而上,在資本市場上表現亦頗為神勇。例如牛津大學就剛發行的百年低息債劵集資7.5億英鎊;就算是中游水平的大學,比如樸茨茅斯大學(University of Portsmouth),都有能力在市場上舉債1億英鎊去擴張「業務」。市場的信心,除了反映出對於院校們(尤其是從國際學生身上)賺錢能力的信心,也是在英國政府對於大學的直接資助日漸減少的趨勢下,院校開拓學費以外收入來源的誘因。
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
但是,亮麗數字的背後隱含了一個相當值得憂慮的傾向:大學的管理層開始把有形的資產,比如用融資得來的資金興建新大樓和設施,看得比無形的資產,即是大學教職員更重要。日前,英國大學教職員有關退休金改革的抗議,正是流露出這種傾向。為了節省開支,代表資方的University UK提議將教職員以工資作為基數保證一定金額的退休保障,轉換到一個僱主和教職員共同供款,類似香港強積金計劃,總金額大幅減少的模式。
相比起在私營機構工作,大學教職員在工資上已經偏低,也沒有一般僱員享有的花紅,唯一優勝的就是相對穩定的退休保障。在學費處於歷史性的高點,外加大學或全球投資者認可的吸金能力,英國大學還要向學者福利埋手,並無道理。罷教最後雖然結束,但是卻是從另一面指出了英國高等教育一些系統性的弊端。
教育是一個國家長遠對自身的投資。這一層的意義是,每一任政府,無論左右派,都必須秉持。但是,有一個甘願被無知無畏者所綁架的脫歐政府,英國高等教育界期盼或公共政策背書維持高質素之餘又要達到收支平衡,這未免是過分強求。
尹子軒 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歐洲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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