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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26日
我的一位前輩L教授是諾貝爾級的學者，有一次在他家裏吃飯，他太太投訴他經常只花時間在「無聊」的事物上，不能幫助處理家裏的事。當時他正在和我們討論一些在報章上看到的小新聞，他一臉頑皮地回應他太太：「我擅長的就是收集這些沒有用的資訊！」
這些資訊真的沒用嗎？同一個人，有不少同行對他既敬且懼，因為他什麼都懂。有次我聽到一位同行對他的評語：「我和L教授討論我的新發現時經常有個疑惑，他是5分鐘前才第一次聽到我跟他討論的課題，還是他10年前已知這課題並把它了解通透呢？」
多年的科研生涯令我明白：科學無界限。在科研中我們不能故步自封在某一領域內，而應該在日常生活中了解不同的事物，豐富我們的知識領域。這樣才能在碰到新問題時有所適從，盡快地找到處理方法。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近年來把相當大部分精力放在發展中小學的基礎教育上。這令香港科技大學的行政人員有點不知如何處理，因為大學教授的教學責任是大學生，花時間在中小學教育上並不是大學給予教授的教學責任。所以發展中、小學教育，只是我的一個個人興趣，頂多算是大學教授的「社會義務工作」(social service)。不過只要我的「個人興趣」沒有和我的大學「正式工作」有所衝突，大學也不會去制止我「正式工作」以外的活動。
為什麼大學願意容忍這些「不務正業」的大學教授呢？
答案很簡單：大學，是發展創造性工作的地方。要為創造性工作界定一個範圍，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這也是大學「學術自由」的本義。因此，為了不妨礙創造性，世界上的一流大學都願意給予它們的教授大量的自由。
你可能會問：「難道世上沒有大學教授會濫用自由嗎？」答案肯定是「有」。不過當大學教授的「自由」不能創造出普遍獲承認的成果，懲罰就來了，包括因沒有表現而不獲續約，不能加薪、升職等。
對一些人來說，可能覺得這些懲罰還是太輕，不能保證每一位教授都「恰如其分」地做好他們的工作。不過當我們明白到更嚴厲的懲罰會扼殺創造性的時候，保護大學學術自由是明確的抉擇，這也是世上一流大學都同意的結論。
吳大琪教授_香港資優教育學苑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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