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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20日

孔永樂

展望跨世紀的中國經濟改革

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今年已踏入40年,過程跨越兩個世紀。數十年以來,相信連眾多中國人亦未能預料到今天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約1970年代,中國是世界第十一大經濟體,當年的進出口總量是全球第32名;踏入二十一世紀初,中國還是世界第七大經濟體;直到2010年起,中國已穩佔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超越德國、英國、日本及澳洲等傳統經濟大國。

2017年底的一項報告顯示,全球的港口貨物吞吐量和裝貨箱排名前10名中,中國的港口(包括香港)佔7席。曾是歐洲及全球最繁忙的荷蘭鹿特丹港口,自2004年後由新加坡和上海取代後,排名已不斷下降,去年底跌至第十二名。現時,上海洋山深水港正進行擴建工程,相信未來數年仍會續居首位。

偏遠基建積極發展

誠然,社會發展不能單看經濟數據的增長,但內地經濟發展迅速,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水平與40年前甚至20年前相比已截然不同。當中,筆者認為中國基礎建設的進度最為明顯。

2004年,筆者參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一個青年計劃,暑假到雲南省西部漾濞縣蒼山及雙澗鄉的貧困山區與農民交流。雲南地勢險峻,高山深谷的相差甚大,現仍記得當時從香港直達昆明機場後,還要轉乘內陸機,再由小巴繞過多段崎嶇險要的山路,才到達貧困農民生活的地方。

當時,不少同輩青年了解到農民及其小孩的辛酸分享後,均嗚咽不止,立志幫忙扶貧工作;一直在港生活的筆者則坦承愛莫能助,不清楚如何扶貧。

去年底,筆者重訪雲南,並在鄰近緬甸邊境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度新年。甫到達昆明長水國際機場,感到與十多年前到訪昆明時的機場已是另一境況。無論大堂建設或行李服務,長水國際機場與北京、香港和新加坡等的國際機場似乎沒有太大分別。

其後,筆者從昆明經楚雄、大理抵達怒江州。汽車沿途經過的公路較為穩定,上網及通話也沒有遇到太大問題。在抵達怒江州瀘水市前的附近山區裏,遠看連綿的山巒上,已興建不少風力發動機。這在上世紀確是難以想像的。

農村改造市區擴大

1959年,內地《民族畫報》兩名記者從雲南麗江出發,跟隨馬幫翻越怒江及瀾滄江,最終到達獨龍江與居住的獨龍族進行採訪。當時記者進入獨龍江地區時更用溜索渡江。2014年,高黎貢山獨龍江公路開通,自此地區產生了變化。

去年底,筆者在瀘水市考察時亦看到不少農村改成新村,市區不斷擴大。一位獨龍族的大學畢業生身穿民族傳統服裝陪同筆者及朋友遊覽瀘水市中心。除了傳統服裝或懂得獨龍族語外,該青年的日常通訊方式、學識及熱誠與筆者在北京或香港碰到的內地青年沒有太大差別。個別地區的鄉土面貌將來如何變化難以估計,但經濟改革確實改變了人們現代化的生活方式。現在,雲南怒江州內不少地區的貧困率仍較高。今年1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汪洋便在雲南怒江進行扶貧調研工作。由此可見,中央政府對各地區發展亦深入了解,同時中國的經濟改革仍有巨大的長期工作。

香港人對雲南的具體情況可能較為陌生,但以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發展亦看到中國經濟改革帶來的變化。1980年,深圳仍是建設中的鄉土風貌,現今已改變成新型商業中心、購物廣場。上月,筆者與數名美國青年參觀深圳前海,大多數青年過往未曾到訪前海,亦未看過深圳或羅湖火車站的老照片。當筆者查問去年深圳的GDP數據時,他們也不知曉深圳2017年的GDP已經達到22438億元人民幣,其經濟總量亦超越廣州及香港,繼上海及北京後位居全國第三。交流中,筆者推薦青年閱讀Laurence Brahm的一本著作《Fusion Economics︰ How Pragmatism is Changing the World》。Laurence Brahm生於美國,1980年代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後往中國內地發展,過去出版的不少著作更結合法律知識及難得的親身經歷。

改革方向三大範疇

Laurence Brahm曾憶述,上世紀80年代他只能在中國境內的特定友誼商店才能買到他喜愛的可樂飲品。由於物以罕為貴,每罐汽水售價相對昂貴,當時他購買可樂的豪爽程度更令身旁的中國朋友目瞪口呆。現今,深圳的消費模式已完全改變。現時中國更與世界經濟緊扣在一起,中國往後十年的經濟改革無論對國內或世界都顯得更加重要。

重要的問題是,中國在21世紀的經濟改革方向是什麼? 歸納過去在各地不同的講座及交流分享,筆者認為以下三大範疇值得專家學者深入討論。

第一,經過數十年的經濟改革,中國不少鄉鎮已經城市化及現代化。不過,有研究指出中國現時城市化比率(約53.7%),仍遠低於英國(90.5%)、美國(80.7%)及加拿大(78.7%)等主要西方國家。同時,根據筆者在英國及荷蘭的短暫生活經驗來看,中國特別在農業現代化、農業品質及品牌創新上仍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中國一直以農立國,人口眾多永遠是社會發展大問題。當農地不斷改為工業或商業用途時,農村小村能夠成功轉型,一定比率的青年又是否願意留在第一產業,以及技術創新等都會影響一代人的生活水平及生產力。城市化及第一產業改革能否取得平衡十分重要。

第二,中國的人口結構面臨老齡化,這亦影響社會福利、醫療甚至競爭力等一系列問題。由於經濟環境起點不同,或許大多數經歷過貧窮的人士會更加努力工作打拚。新一代的中國青年能否繼續保持高效率工作亦影響今後的改革進度。不然,城市化不一定帶來更多高薪工作。據資料指出,近數年歐洲約三分之二的國家內青年失業率高達20%。全球化及城市化都對新工種有顛覆的變化,我們須要留意轉型中的技能要求、機會及國際人力資源的最新發展。否則,地區整體發展在全球及國內競爭下亦可以向下流動。

最後,每個地區的產業都需要多元及百花齊放。以香港的經濟結構來看,若然地方的產業集中於服務業及房地產業,這對城市發展將帶來更大的挑戰。當中,科技及數據分析或會與醫療、交通及教育等發展有緊密關係。新世紀下,不少內地城市都迅速發展,香港在上世紀中國改革初期曾扮演重要角色,未來能否在中國深化經濟改革中取得共贏,這亦需要政府及民間多方的智慧與行動。

孔永樂_城市智庫成員、「就是敢言」計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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