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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9日

區玉輝 商管啟示

創業大灣區:青年企業家新天地?

前文提及政策上的錯誤思維,一個是過度着重宏觀經濟,另一個是忽略情感機會成本,要扭轉錯誤政策思維並不容易。原因是中港要合作的論述,從香港回歸以前到現在已經存在幾十年,雖歷經不同中港官員及中央各個政府部門背書,都未見滿意的進展,可見有其深層次的因由。

以香港、深圳兩地為例,我們在2016年「全球創業觀察」研究報告,說明在創業方面在全球的優勢,及合作帶來的好處,受訪專家認為,如果兩地聯手發展、互補優勢,是能加強兩地在國際和內地的競爭力。兩地在創業上能結合彼此對的資源和優勢。深港地理貼近、優勢互補,幻想硅谷(有如深圳)如果就建立在紐約(有如香港)旁邊,合作得來的話應該是「天下無敵手」。但深港仍因為各種原因未有成功的廣泛合作,可見兩地合作難的問題頑強。類似的中港合作雙贏的想法很多人都提出過,但遺憾是僅停留在口號上,由是觀之,大灣區計劃裏見到中港合作舉步維艱不無意外。

中港難於合作原因

其中一個深層次原因緣於中國整體快速崛起,並帶動大灣區主要城市發展。中國高速成長的二十多年間,雖然通過貿易及全球生產鏈重組,中國的出口讓其他人民獲益,但對已發展各國的工人及中產帶來不少衝擊。

再加上2008年金融風暴和隨後的「量寬」政策帶來的後遺症,加劇資本泛濫的情況,富人容易取得「平錢」,通過「購」入並控制資產、炒高房產,變相剝奪勞動人口得益,令少數富人能在過去十年快速累積財富。世界銀行資料顯示,從2000年中國加入世貿開始,中國中產高速成長,但同時間已發展國家的中產基本上停滯不前,而原本已經極富裕的少數人的財富則持續增長,更令中產感到不是味兒。

即使經濟發展有其客觀原因,人並不是純粹的理性動物。香港經歷了恰如其他已發展國家一樣的遭遇,而因為地理接近、人員交往頻繁,在中國崛起時作為援助國內成長的一方,自恃「高人一等」的心態,因優越感受挫敗會更感到尖酸,難以釋懷。當一個新科技帶來經濟範式改變,大部分的既得利益者一時間無法適應不能參與到新的經濟裏,這時都會傾向於利用手上的資本作投機,如此極易造成資產泡沫(Perez, 2002)。香港具有得天獨厚的機遇才成為金融中心,惟細小的空間加大了投機誘因,導致中產家庭,當中包括年輕成員,因為物業價格及租金爆升所拉高的物價而受到打擊。工資停濟不前,加上生活成本上升帶來的雙重打擊,加劇了心理上難以接受「中國崛起」的感覺。一方面覺得國內成功有其科技底蘊及不可推翻的客觀原因,但理性分析愈有理得令人無法辯駁,愈是令人擔心自己的優勢一去不返而深感沮喪。面對國內的競爭,從前的優越感彷彿漸次瓦解,認同香港身份不再站得住腳,因而對未來感到徬徨無助。

年長的一輩有苦困童年,他們經歷香港從無到有的一段黃金時代,並且工作多年薄有積蓄,足夠度其餘生,不會過於不滿。但年輕中產及青年面對不能依賴逝去的香港論述,無法感受或產生對未來的憧憬。他們既沒有自己世代,也沒有值得驕傲的故事或英雄,不斷提及獅子山下、成功企業家的故事只會像揶揄他們未有如前輩般拚搏,諷刺他們不及國內年輕人努力的意味多於對他們的鼓勵。心中缺乏安穩的感覺,他們難以提起精神去挑戰變幻莫測的未來,以致悲觀情緒瀰漫至整個世代,更遑論努力去建構屬於自己的故事。

改善方向吸引人才

政策倡議者假設經濟誘因及大灣區作為腹地足以吸引人才進入,當看到吸引人才的落差後,只廣設及加強優惠政策,希望從降低移居及創業成本,作為改善。這些着眼宏觀制度的方案針對生活及經濟有其重要一面,但過於以經濟掛帥思維及不明白新世代處境及想法。我認為要突破以上兩個不足才能找到出路,幫助香港及大灣區的青年找到共同的未來。下述三個改善方向,及一個能夠啟動改變的想法。

首先要改善的是宣傳話語,要營造互相協助並減少「嗟來吃」的語調。具體說來,一些令人感到陳腐的用語及技術名詞例如GDP總量、經濟增長、政策強度等可予以減少,代之以共同成長、耐心培養、彼此體諒等非經濟用語,一方面緩和在青年人眼中大灣區有如「經濟殖民」的負面標籤,另一方面帶出它是一個可以共建的新天地。

再者,論述大灣區合作時,避免不經意間的「施恩」論述,更要減少要吸引人才北流背後反映的搶奪人才思維,以免激發更多抗拒情緒。事實上從下面第二個改善方向的分析可見,多強調人才南北互通交融,更符合各方面利益。

話語畢竟是敍述,不在涵蓋的政策方向上改轅易轍,語言可能會變成「偽術」。所以,第二個改善方向是政策制定者需要實事求是地回顧背後的假設。

大灣區各市有各自的特色,香港作為國際城市,法治制度、科研技術在政策中都受到推崇,不幸的是吸引人才北走的宣傳鮮有提及人才循環的實現及重要性,給人的感覺是香港的人才唯有出走才有前途。事實上人才流動是多向的(陳煜波、王延平,2019),在口號上着重單向,並不符合現實,制定及宣傳策略時沒有強調人才交流的合理性及普遍性。若果能檢討及調整,可以減少予人只有北面才有「好路數」的感覺,亦可以帶來同舟共濟的感受,營造合作的氛圍。

更加重要的是把握客觀的改變,事實上港、中的創業創新各有特色,隨着世界形勢的改變,挖空香港的技術及創業人才只會損害它的自身成長,更會減少外國人才流入,長遠削弱大灣區的多元性,對區域發展沒有好處。

第三個方向亦是最重要的。前述關於年輕一代缺乏建構自己故事的機會,無法看到未來。老一輩作為既得利益者,應該一方面讓出空間,不要只以自己成功的模式為標杆,要年輕一代去重複走過往的路,更不要只按過往事情發展規律所定的標準去衡量他們。幾十年過去,環境已經改變,價值觀必定有所轉變,大家務必放下成見。年輕一輩需要有適當空間,才能有機會發揮,帶動社會與時俱進。

另一方面,上一輩必須扶助及賦權年輕一代去創造自己的成功,並且幫助他們去組織、去實現夢想,與此同時亦要鼓勵他們整理、編繪他們值得歌頌和宣傳的故事,讓他們找出自己的定位及身份,重拾自信及對未來的盼望,為自己築構要去建設的願景。有了目標,自然會更容易投入,從而作出貢獻。感到生活實在,就會衍生出安穩及認可的身份,有了安穩及身份,人們就會更願意分享及合作。如若開放的政策及機會處處的大灣區為合作帶來成果,更容易令年輕一代放下成見,擁抱合作而達至雙贏。

找各方認可之士作「中間人」

以上的論述提出以年輕一代為中心建構他們的故事,是回應對過於從宏觀思考的批評,不過怎樣才能啟動對政策方向的改善,令好處可以實現?我認為可以在理順首兩個政策方向的同時,製造契機促進中港青年人去講述自己的感受,互相分享,並着重情感的層次而不是職業成功的經濟內容,最好是環繞雙方共同關心的其他話題交流,可能是貧窮、環境、藝術和創意方面。如果可以找到各方認可的人物作「中間人」,吸引青年參與,並且作跨界、跨代、跨地位的聯絡人及代言人打開心扉,相信會事半功倍。

誰會是適合人選?筆者訪問了幾位在大灣區活躍的年輕一代,不可以說是「科學化」的論證,但可能的例子包括有深厚地位並讓人有「在地」印象的藝人、創業家以至行業領導者,筆者偏向認同同輩,大家討論中提及過的例如周潤發、李小加及馬雲等,但相信新生代中亦不乏適合的人選。這些聯絡人需要跨界協作,絕不是一份「筍工」,搞不好兩面不討好,亦需要多年來佔據舞台的前輩適時退下,讓出空間才能成功。這樣,原來因產業改變及人員交替而產生的社會網絡真空,才能由新生代接手建構,令大灣區裏世界級的生產要素有機會凝聚,衍生出能傲視同儕的大灣區產業集群。

參考資料:

Perez, C.(2002)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Financial Capital︰The Dynamics of Bubbles and Golden Ages. London︰Edward Elgar.

‧陳煜波、王延平,2019。《粵港澳大灣區 數字經濟與人才發展研究報告》。中國︰清華經管互聯網發展與治理研究中心/LinkedIn(領英)。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創業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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