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大灣區：青年企業家新天地?

前文提及政策上的錯誤思維，一個是過度着重宏觀經濟，另一個是忽略情感機會成本，要扭轉錯誤政策思維並不容易。原因是中港要合作的論述，從香港回歸以前到現在已經存在幾十年，雖歷經不同中港官員及中央各個政府部門背書，都未見滿意的進展，可見有其深層次的因由。

以香港、深圳兩地為例，我們在2016年「全球創業觀察」研究報告，說明在創業方面在全球的優勢，及合作帶來的好處，受訪專家認為，如果兩地聯手發展、互補優勢，是能加強兩地在國際和內地的競爭力。兩地在創業上能結合彼此對的資源和優勢。深港地理貼近、優勢互補，幻想硅谷（有如深圳）如果就建立在紐約（有如香港）旁邊，合作得來的話應該是「天下無敵手」。但深港仍因為各種原因未有成功的廣泛合作，可見兩地合作難的問題頑強。類似的中港合作雙贏的想法很多人都提出過，但遺憾是僅停留在口號上，由是觀之，大灣區計劃裏見到中港合作舉步維艱不無意外。

中港難於合作原因

其中一個深層次原因緣於中國整體快速崛起，並帶動大灣區主要城市發展。中國高速成長的二十多年間，雖然通過貿易及全球生產鏈重組，中國的出口讓其他人民獲益，但對已發展各國的工人及中產帶來不少衝擊。

再加上2008年金融風暴和隨後的「量寬」政策帶來的後遺症，加劇資本泛濫的情況，富人容易取得「平錢」，通過「購」入並控制資產、炒高房產，變相剝奪勞動人口得益，令少數富人能在過去十年快速累積財富。世界銀行資料顯示，從2000年中國加入世貿開始，中國中產高速成長，但同時間已發展國家的中產基本上停滯不前，而原本已經極富裕的少數人的財富則持續增長，更令中產感到不是味兒。

即使經濟發展有其客觀原因，人並不是純粹的理性動物。香港經歷了恰如其他已發展國家一樣的遭遇，而因為地理接近、人員交往頻繁，在中國崛起時作為援助國內成長的一方，自恃「高人一等」的心態，因優越感受挫敗會更感到尖酸，難以釋懷。當一個新科技帶來經濟範式改變，大部分的既得利益者一時間無法適應不能參與到新的經濟裏，這時都會傾向於利用手上的資本作投機，如此極易造成資產泡沫（Perez, 2002）。香港具有得天獨厚的機遇才成為金融中心，惟細小的空間加大了投機誘因，導致中產家庭，當中包括年輕成員，因為物業價格及租金爆升所拉高的物價而受到打擊。工資停濟不前，加上生活成本上升帶來的雙重打擊，加劇了心理上難以接受「中國崛起」的感覺。一方面覺得國內成功有其科技底蘊及不可推翻的客觀原因，但理性分析愈有理得令人無法辯駁，愈是令人擔心自己的優勢一去不返而深感沮喪。面對國內的競爭，從前的優越感彷彿漸次瓦解，認同香港身份不再站得住腳，因而對未來感到徬徨無助。

年長的一輩有苦困童年，他們經歷香港從無到有的一段黃金時代，並且工作多年薄有積蓄，足夠度其餘生，不會過於不滿。但年輕中產及青年面對不能依賴逝去的香港論述，無法感受或產生對未來的憧憬。他們既沒有自己世代，也沒有值得驕傲的故事或英雄，不斷提及獅子山下、成功企業家的故事只會像揶揄他們未有如前輩般拚搏，諷刺他們不及國內年輕人努力的意味多於對他們的鼓勵。心中缺乏安穩的感覺，他們難以提起精神去挑戰變幻莫測的未來，以致悲觀情緒瀰漫至整個世代，更遑論努力去建構屬於自己的故事。

改善方向吸引人才

政策倡議者假設經濟誘因及大灣區作為腹地足以吸引人才進入，當看到吸引人才的落差後，只廣設及加強優惠政策，希望從降低移居及創業成本，作為改善。這些着眼宏觀制度的方案針對生活及經濟有其重要一面，但過於以經濟掛帥思維及不明白新世代處境及想法。我認為要突破以上兩個不足才能找到出路，幫助香港及大灣區的青年找到共同的未來。下述三個改善方向，及一個能夠啟動改變的想法。

首先要改善的是宣傳話語，要營造互相協助並減少「嗟來吃」的語調。具體說來，一些令人感到陳腐的用語及技術名詞例如GDP總量、經濟增長、政策強度等可予以減少，代之以共同成長、耐心培養、彼此體諒等非經濟用語，一方面緩和在青年人眼中大灣區有如「經濟殖民」的負面標籤，另一方面帶出它是一個可以共建的新天地。

再者，論述大灣區合作時，避免不經意間的「施恩」論述，更要減少要吸引人才北流背後反映的搶奪人才思維，以免激發更多抗拒情緒。事實上從下面第二個改善方向的分析可見，多強調人才南北互通交融，更符合各方面利益。

話語畢竟是敍述，不在涵蓋的政策方向上改轅易轍，語言可能會變成「偽術」。所以，第二個改善方向是政策制定者需要實事求是地回顧背後的假設。

大灣區各市有各自的特色，香港作為國際城市，法治制度、科研技術在政策中都受到推崇，不幸的是吸引人才北走的宣傳鮮有提及人才循環的實現及重要性，給人的感覺是香港的人才唯有出走才有前途。事實上人才流動是多向的（陳煜波、王延平，2019），在口號上着重單向，並不符合現實，制定及宣傳策略時沒有強調人才交流的合理性及普遍性。若果能檢討及調整，可以減少予人只有北面才有「好路數」的感覺，亦可以帶來同舟共濟的感受，營造合作的氛圍。

更加重要的是把握客觀的改變，事實上港、中的創業創新各有特色，隨着世界形勢的改變，挖空香港的技術及創業人才只會損害它的自身成長，更會減少外國人才流入，長遠削弱大灣區的多元性，對區域發展沒有好處。

第三個方向亦是最重要的。前述關於年輕一代缺乏建構自己故事的機會，無法看到未來。老一輩作為既得利益者，應該一方面讓出空間，不要只以自己成功的模式為標杆，要年輕一代去重複走過往的路，更不要只按過往事情發展規律所定的標準去衡量他們。幾十年過去，環境已經改變，價值觀必定有所轉變，大家務必放下成見。年輕一輩需要有適當空間，才能有機會發揮，帶動社會與時俱進。

另一方面，上一輩必須扶助及賦權年輕一代去創造自己的成功，並且幫助他們去組織、去實現夢想，與此同時亦要鼓勵他們整理、編繪他們值得歌頌和宣傳的故事，讓他們找出自己的定位及身份，重拾自信及對未來的盼望，為自己築構要去建設的願景。有了目標，自然會更容易投入，從而作出貢獻。感到生活實在，就會衍生出安穩及認可的身份，有了安穩及身份，人們就會更願意分享及合作。如若開放的政策及機會處處的大灣區為合作帶來成果，更容易令年輕一代放下成見，擁抱合作而達至雙贏。

找各方認可之士作「中間人」

以上的論述提出以年輕一代為中心建構他們的故事，是回應對過於從宏觀思考的批評，不過怎樣才能啟動對政策方向的改善，令好處可以實現？我認為可以在理順首兩個政策方向的同時，製造契機促進中港青年人去講述自己的感受，互相分享，並着重情感的層次而不是職業成功的經濟內容，最好是環繞雙方共同關心的其他話題交流，可能是貧窮、環境、藝術和創意方面。如果可以找到各方認可的人物作「中間人」，吸引青年參與，並且作跨界、跨代、跨地位的聯絡人及代言人打開心扉，相信會事半功倍。

誰會是適合人選？筆者訪問了幾位在大灣區活躍的年輕一代，不可以說是「科學化」的論證，但可能的例子包括有深厚地位並讓人有「在地」印象的藝人、創業家以至行業領導者，筆者偏向認同同輩，大家討論中提及過的例如周潤發、李小加及馬雲等，但相信新生代中亦不乏適合的人選。這些聯絡人需要跨界協作，絕不是一份「筍工」，搞不好兩面不討好，亦需要多年來佔據舞台的前輩適時退下，讓出空間才能成功。這樣，原來因產業改變及人員交替而產生的社會網絡真空，才能由新生代接手建構，令大灣區裏世界級的生產要素有機會凝聚，衍生出能傲視同儕的大灣區產業集群。

參考資料：

‧Perez, C.（2002）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Financial Capital︰The Dynamics of Bubbles and Golden Ages. London︰Edward Elgar.

‧陳煜波、王延平，2019。《粵港澳大灣區數字經濟與人才發展研究報告》。中國︰清華經管互聯網發展與治理研究中心/LinkedIn（領英）。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創業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