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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2日

葉秀亮 宏觀視野

港府宜推出即時緩解民怨措施

為緩解香港近期爆發的激烈政治抗爭,筆者特意先放下個人原有政治傾向,客觀聆聽一些年輕人的不同心聲,希望能以不偏不倚的學者態度,以及學者特有的思考訓練,將一些年輕人的心聲整理、吸收,並轉化成一些能即時見效,而政府又能接受的政策建議。

首先,特區政府必須了解,許多年輕甚至年長反對者已開始缺乏耐性,要求反對者耐心等候施政改變,已不切實際,必須大刀闊斧推出一些能即時見效和能紓解民怨的措施,即使這些措施並非特首(甚至筆者)的傾向選擇,只要其不會破壞政權的穩定性及可紓解民怨,也不妨大方接受和推行,從而達致退可緩解民怨,進則可創造能達至大和解的政治環境。

比如說,對特首而言,每天150個內地來港單程證是容許中港家庭成員團聚的人道政策,問題是,特首和各司局長並沒有親歷這些政策所帶來的個人生活不便(居住在新加坡的筆者也沒有),但對許多香港人而言,他們的確受到影響,所以才有這麼多牢騷,再加上水貨客和內地訪港旅客過多、內地購房者推高香港房價和佔用了許多原已極為短缺房屋、奶粉事件、雙非學童等問題所帶來的生活質素下降,實非已脫離人民生活的高官甚至筆者所能理解。

收緊單程證每日配額

筆者過去曾聽過一些居港朋友和後輩投訴這些問題,其表現是極其忿怒的(筆者見到的是駭人的咬牙切齒和怒目圓睜),而這些忿怒當時是不牽涉政治立場的。當然,這些得不到足夠回應的積怨,有相當一部分在其後數年已轉化成對特區政府和中國政府的不滿和不信任,其中不少甚至成為其現今政治立場的底因。

雖然上述的人道立場屬崇高理想(就如德國總理默克爾容許大量難民進入德國),但真正為此付出代價的卻不是為政者,而是香港市民(和德國市民),他們須承受生活不便、醫療、教育和其他社服資源緊張、就業競爭和工資下降等問題。筆者想指出的是,香港市民是有權在單程證數額上作自己選擇,即使這個選擇不是那麼高尚,為政者(以及筆者)也不應將個人理想加諸於市民身上,畢竟為此決策付出代價的是市民,而不是為政者。若為政者堅持己見,那就必須在民心上(和德國執政黨在選票上)付出代價。若港府同意上述分析,可考慮在爭取中央同意下,即時宣布將每日單程證減至75個和進一步檢討數額,再加上以下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政策建議,應可釋出善意和讓相當一部分市民看到政府願意改變。

除了收緊單程證額度,受訪的年輕人也希望能收緊自由行和解決水貨客的問題,還他們過去較具質素和不這麼嘈雜的生活。要了解這個卑微要求和經濟景氣間的取捨,先容筆者這個經濟學者把其間利弊說明:自1997至2003年樓市泡沫爆破,香港經歷了長達7年的嚴重衰退,失業率飆升至8.7%(另加3.5%就業不足率,即12.2%受到嚴重影響),為了紓緩經濟衰退和大面積失業問題,當時的特區政府要求國家推出自由行以增加訪港旅客和發展旅遊業,當時國家亦基於協助香港渡過經濟難關的良好意願而肯「蝕本」答應,此一政策當時亦起到紓緩經濟衰退和失業的作用。

減少自由行 打擊水貨客

不幸的是,由於經濟復甦後特區財金官員沒有管好樓價,以至後期的旅遊業收益只推升了舖位和住宅的價格與租金,除了發展商和業主得益之外,普通市民根本感受不到國家良好意願所帶來的旅遊業收益。尤有甚者,他們看到的只是大量國內遊客所帶來的不便:街道、商場和鐵路更擠塞、物價被推升、奶粉被搶購一空、高檔零售店只顧招呼國內遊客、旺角彌敦道變成了「十步一藥房、五步一金舖」,完全失去了過往香港的多元化購物特色。

這一大堆事件所產生的負面印象已深深留在許多港人的腦海中,從而引申至其對特區政府和國家的不滿和不信任(不相信特區政府和國家會認真解決這些問題),特區高官因官邸住在高檔地區和出入有專車而不知港人苦況,自是活該,但國家上述良好意願卻因特區政府的種種錯誤而被誤解,確是令人唏噓。

針對上述年輕人的期望,筆者對其解釋收緊自由行和減少水貨活動將直接影響香港旅遊業、零售業和商舖價格,繼而間接影響住宅價格和透過乘數效應影響經濟景氣與就業。但較懂經濟的年輕人表示,即使如此也要拿回昔日較具質量的港人生活,並指出那些炒舖和炒樓者過往是賺得多而對實體經濟沒付出,炒得舖和樓的就應預咗可賺亦可蝕,總不能為了他們而犧牲港人生活質量。

若在平時,筆者會依據上述港人期望,在此對特區政府解釋,經濟學畢竟是經世濟民之學,特區政府必須將上述期望與經濟景氣一併考慮,在兩者之間找一個合理平衡。但在現今政局動盪之時,政局對旅遊業和零售業的負面影響,可能更甚於適度收緊自由行和水貨活動的負面影響。因此,筆者建議特區政府宜爭取中央支持即時公布一些適度的收緊措施:如轉「一周一行」,以稅收或行政手段大幅收緊水貨活動,即使這意味一些商舖因水貨銷售下滑而須轉型回香港過往的多元化購物天堂特色,並表示會因應市民期望而上下調整相關政策(若市民後悔,是可在日後放寬,但現在的重點是政府須因應市民期望先作收緊,從而釋出善意,讓市民看到他們的訴求會受到政府重視,他們是有希望重新過回昔日較具質素的港人生活)。

若筆者推算沒錯,大部分市民日後會期望進一步收緊水貨活動,即使這意味經濟有所下滑。因此,特區政府宜同時積極發展邊境購物商場和相關配套,並以稅收和行政手段迫使水貨客轉至這些購物商場(如只往邊境商場可即日來回也不抽稅,超出邊境商場而又即日來回會抽重稅),一方面還新界北區和港九旅遊區居民一個合理的生活環境,另一方面則透過邊境購物區繼續賺取水貨活動所帶來的經濟收益。若果可以,筆者希望這些邊境購物區舖位是租給香港年輕人,而不是大財團或有關係人士,一則可透過增加年輕人上流機會而紓解他們的忿怒,二則藉此為香港培養未來的企業家(筆者相信其間會有好幾個會透過此第一桶金而逐步轉型至大企業家)。

必須指出的是,若特區政府一如以往因用人不當而搞不起邊境購物區,那就根本沒資格賺此水貨活動收益,若強行以經濟理由要市民為此承受惡劣的生活質量,為政者就當然須為此付出代價。

緩解雙非學童問題

除了即時宣布將單程證減半、適度收緊自由行、以稅收和行政手段迫使水貨客至邊境購物區,特區政府還可即時宣布(一)在深圳設立香港承認的中小學予雙非學童,以緩解新界北區家長仍然強烈的怨氣(每班人數因雙非學童多了,較好或較近的入學機會被攤薄);(二)限制國內買香港醫療保險者佔用公立醫院資源(如不發正式收據給其向保險公司取回定價更高的境外人士公立醫療費用、對違規發還此類公立醫療費用的保險公司罰款數百倍甚至過億元),從而將現在緊絀的公共醫療資源留給港人和紓解其怨氣,迫使這些有保險的國內人士往私營醫院(保險公司其後自會略為提高保費);(三)公布大幅增加醫護人手培養計劃至8年內可達新加坡標準;和(四)將境外購房者的額外買家印花稅加倍至30%(無論影響是大是小,重點是使市民覺得政府開始重視他們訴求,協助穩定政局)。

收農地大舉興建公屋

房屋方面,特區政府宜與一些發展商探討以成本價或捐贈價多拿數幅新界農地,並宣布即時在這些農地和其他尚未完全準備好的土地,推出數量可令人耳目一新的居屋或公屋供市民申請,並告訴這些申請者相關土地規劃和平整工作尚未開始,申請者必須多等一至三年,但政府會盡力完成,若有阻滯則會讓成功申請者優先選擇其他公營房屋。為什麼要如此急推出呢?因為現在的政治形勢已不容再拖,再拖就死,反而即時推出卻可給市民看到希望、看到可在合理時間內輪候到公營房屋和政府開始正視市民的問題,民望怎會不升?在向發展商拿多數幅農地和宣布數目可令人耳目一新的公營房屋後,政府可乘其氣勢向市民和環保者解釋必須拿幾幅郊野邊陲用地支持下一波公營房屋供應,看看能否藉民意在新界農地和郊野公園邊陲打開長遠供應缺口(這是後話,但上述措施已可即時協助穩住政局)。

特區政府或許覺得在「明日大嶼」方面頗受委屈,其實不然。雖然明日大嶼的賣地收益可支付填海成本,但填海的社會成本(尤其是在海中間填,而不是岸邊填)是遠遠高於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和向發展商收回新界農地,特區政府是有責任用盡一切方法以合理價格取回建屋用地,包括發動輿論攻勢,迫使發展商接受和反對的議員支持修例,若仍不從,就向市民公布誰是阻撓者,搞到發展商和阻撓議員居所外日日有示威。民意所在,誰敢不從?李光耀當年通過修例,將富豪的囤地盡數收歸國家,其所遭受的阻礙不會比特區政府小,但人家還不是靠其理想、決心和謀略做到了?沒有足夠理想和決心解除障礙,卻走去搞社會成本極高和遠水不能救近火的明日大嶼,被政治對手扑死,也是活該。

上述一系列措施建議應可即時紓解相當一部分民怨,並讓市民覺得政府真的願意改變,除了可協助穩定現今動盪政局,也可創造能進一步減低社會撕裂的政治環境。下文再討論長遠穩定方案。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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