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15日
太平洋戰爭終結75年,本來理應警惕世人和平的可貴,以及戰爭的可怕。不過,隨着中美關係光速惡化,「中美新冷戰」的說法不脛而走,更讓人擔心中美將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崛起大國(中國)與現存大國(美國)終有一戰。觀乎中美之間你來我往的辭令攻勢,不少觀察者擔心東亞、東南亞成為主場戰,危機迫在眉睫。新加坡總理李顯龍6月投書《外交事務》,表明亞太國家不欲被迫在中美之間二選其一,正好反映這種憂慮。
放下政治執念 加強區內合作
兩強對碰,對日本這類中等強國(middle power),或是東南亞十國這類中弱國家(middle-to-weak power),帶來災難性結果。趁着終戰75周年,筆者希望回顧這些國家怎樣嘗試避免捲入大國衝突,並探索「第三條路」的可行性。
在國際關係學說中,中等強國和中弱國家如要從兩極爭霸的環境中求存,通常只有兩條路可走:與其他國家結盟抗衡最強的一方,或者向最強一方歸順。換句話說,在二元對立的國際格局中,首級強國以外的國家,基本上沒有行動力保留自主空間。
冷戰前期,這種二元格局曾經在東亞和東南亞呈現:美國及資本主義國家陣營一方,與中蘇的共產陣營一方,主導多個東南亞新興國家的外交取向。日本、菲律賓、泰國當時依賴美國的軍事同盟,而北越、印尼(蘇卡諾時期)則傾向與共產主義陣營交好,換取更多軍事及經濟資源。套用以上國際關係理論,似乎引證了弱國和中等國家在國際格局的自主空間相當有限。
問題是,過度聚焦這個視點的話,很容易蓋過東南亞國家實踐自主路線的嘗試。早在中蘇陷入路線分歧之前,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的政治信念雖有不同,但各自提倡過東南亞區域合作計劃,希望透過發展互動機制,推動互信穩定。1965年,印尼發生政變,轉投反共陣營,更協助催生東盟。
值得留意一點,雖然這些國家的領袖強烈反共,但出發點往往從國內政權穩定出發,他們對國內華人認同的恐懼,遠遠凌駕於對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執念。
東盟為了展現自己並非國際二元格局的任何一方,通過《東南亞和平、自由、中立地區》宣言,保證東盟不會受外部力量干涉內政。越戰結束後,即使越南統一並隸屬蘇聯陣營,但東盟仍拋出橄欖枝推動合作。可見即使在二元對峙下,小國仍有空間突破結構限制,建立自主領域。
同一時間,日本因為經濟原因,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起積極拓展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空間,並定下「福田主義」(以日本時任首相福田赳夫命名)的外交合作方針,藉經濟合作及開發援助,化解作為太平洋戰事發動國的戰爭責任及爭議。
除了經濟誘因,日本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中直接遭華府忽視,以及對美國從亞洲撤軍的憂慮,驅使日本尋求合作夥伴。
縱使日本當時爭取反共的東盟合作,但「福田主義」為日本和東南亞開拓一條新路徑。日本在東南亞推動產業鏈的整合,以「雁行模式」領導並推動東亞的經濟合作,把經濟發展模式引入東南亞多國,被視為東亞經濟的領袖,足與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模式較量。八十年代的美國,一度出現「痛擊日本」的思潮,甚至滲透到流行文化的多個面向(例如《旭日東升》、《銀翼殺手》)。換言之,即使在政治、軍事合作屬同一陣營,但集團內部的分裂、競爭仍然存在。
冷戰結束後,意識形態的鬥爭變得毫無意義。東南亞以前從屬不同陣營的國家加速整合,把東盟一下子擴大至十國。面對區外強國,東南亞國家施展「避險」(hedging)、「多元化」(diversification)的策略,爭取與多國友好。
另一邊廂,冷戰後的日本外務省屢次陷入「親美」、「親亞」的路線分歧。即使華府態度冷淡,日本外務省也積極推動建立多邊合作框架,強化東亞、東南亞的政治、安全合作網絡。東盟和日本積極開拓外交空間,表面上,這些行為象徵冷戰年代壁壘分明的枷鎖不復存在,十分符合國際體系從雙極轉向單極(或多極)的變化。
美游說抗北京 東盟軟硬兼施
然而,這一系列的變動是出於中強國家及中弱國家的自發自主行為,而非受制於超強霸權的壓力。而且,面對中國崛起,東盟和日本甚至主導多個區域合作倡議,嘗試把美國、中國、澳洲、紐西蘭、南韓、印度等「鎖進」亞太這個區域版圖中,讓她們在互相合作和互相競逐下,為區域帶來經濟發展及國際穩定局面。「東盟領導、日本協助、大國參與」的模式,奠定後冷戰時代的亞太政治格局,「東亞峰會」、「東盟防長擴大會議」、「東盟加三」等機制,正好呈現出這套規範的特色。不過,這種行動力相當視乎這些中強、中弱國家的團結程度,以及她們對兩大強國政治壓力的承受程度。
依目前觀察,即使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多次向東南亞國家釋放訊號,支持後者在南海問題加強抗衡北京,但東盟的主流回應依然是軟硬兼施,務求在兩方之間爭取平衡。不過,柬埔寨一類正遭國際制裁、耐壓力較低的弱國,很容易被任何一方施壓左右決定,變成東盟團結的軟肋。
同一道理,若果「新冷戰」只是徒具形式,日本會爭取擴大自主的戰略空間,避免墜入非黑即白、中美對峙的二元困局。但倘若中美不幸地在亞太地區爆發軍事衝突,日本很可能只會順從華府,把資源重新調配到中美衝突的前線。
馮嘉誠 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東盟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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