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難民」成全球新危機

踏入2020年，各地天災不斷，先是澳洲山火浩劫，燃燒數月不熄，印尼首都雅加達亦因暴雨與既有的沉降問題爆發水災，造成至少60人死亡，上周日菲律賓馬尼拉以南的塔阿爾火山（Taal Volcano）亦在12日突然爆發，以十萬計居民被迫倉卒撤離，一夜間頓失家園與生計。頻繁災害亦令「氣候難民」之說重新成為國際媒體的焦點：單是澳洲一例，正在澳洲從事研究的知名美國氣候學家Michael Mann就估計，鑑於澳洲的氣候在可預見的將來會愈趨乾旱或酷熱，大部分土地料將不再適合人類居住，大批澳洲人可能將被迫加入「氣候難民」的行列，需要被迫遷徙。

目前在國際社會，「氣候難民」與「環境移民」（Environmental Migrants）兩組名詞普遍被交替使用，用以形容受長遠或突發環境影響而需要在境內或跨境遷徙的社群。一般而言，學界與援助組織傾向認為「環境移民」是一個更適切的概念，其一是因為氣候變化對大部分社群造成的影響既複雜而不會即時可見，社群遷徙亦往往涉及多重的經濟社會因素，法理準則難定，「氣候難民」一詞雖然較易聚焦外界對災難的關注，卻未必有助我們理解不同社群面對環境與資源變化的應對方式與需要。例如，過往在發展中國家，有不少失敗的災後安置計劃未有全面考慮災民如何能覓地重建生計等配套，或將災民從賴以維生的社區經濟關係網中割離，致使不少被安置的家庭最終被迫回到基建與衞生條件不佳的原社區。

其次，「環境移民」本來就不受聯合國的《難民地位公約》明文保障，意味「氣候難民」的定義即使能被準確釐定，他們亦無法在公約締約國享有申請庇護的權利，是故沿用「難民」一詞，無助人權組織為這些被排拒於傳統國際法框架以外的高危社群爭取更合適的援助。

2018年逾1720萬人境內遷徙

例如，儘管紐西蘭已率先表態就氣候遷徙制訂庇護機制（如特別簽證），有望爭取更多國家效法，論者亦不忘提醒，跨國遷徙往往是最壞打算，國際社會的着眼點應當是追究減排責任、爭取各國投資於實際的應對支援工作，而非倒果為因，變相渲染保守政治陣營亟欲宣傳的「無家流氓湧入邊境」的想像。

誠然，「環境移民」已非危言聳聽，「國內流離失所者監察中心」（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er, IDMC）最新的報告顯示，單在2018年，各種災害已迫使超過1720萬人在境內遷徙，這還未計跨國遷徙的估計人數。除了遷徙，研究亦證實，氣候變化加劇了弱勢社群面臨的風險，令不少傳統的非政府地下勢力得以擴張，長遠刺激更多暴力與族群衝突，以及走私和人口販賣等不法活動。

改進法規擴大減排基建投資

那麼，出路在何處？改進法規、擴大減排基建的投資，推動跨國的數據、技術與研究合作，自不待言。我們不妨回到澳洲的例子。澳洲是全球人均排放量最高的國家之一，其農業經濟與旅遊業也極依賴自然生態的保育，然而總理莫里森所代表的政黨既堅拒承認山火與氣候暖化有關，亦為了國內煤炭業利益護航，無意制訂更積極的氣候政策，在去年底的聯合國氣候大會上為此鬧出被一眾太平洋島國代表公開反嗆的公關災難。

澳洲的施政當然是一個反面教材，然而它的公民社會動員力也不可忽視。在去年9月，由通貝里（Greta Thunberg）發起的「全球氣候罷課」得到世界各地的廣泛響應，由「罷課」演變成「三罷」，澳洲便是全世界參與度最高的地區之一，當地機構與商戶更發起「This is not business as usual」的聯署，支持員工表態參與罷工罷市，論參與城鎮數目絕不亞於北美地區。各地不少組織持續爭取大學在化石燃料項目上撤資，甚至循司法途徑入稟追究政府與企業的責任，維護大眾知情權。氣候變化這得以跨世代、跨領域的全球運動，並非因為國際傳媒造星，而是它已儼然成為一個本世紀最重要的關乎社會存續命題，鼓動年輕人直面權力核心問責、身體力行推動改變。

周澄_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全球能源與氣候政策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