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恭喜發財大國軟實力彰顯

英國作家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其名作《1984》內寫下精警一句︰「誰控制過去可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可控制過去。」暗示一切的「歷史」均是當權者選擇性建構的「事實」，而非事實的全部，當中的演繹也直接影響社會對現在及未來的看法。無疑，如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等後結構主義者（Post-Structuralism）提出「知識—權力」（Power-Knowledge）體制，強調國家的權力不是單純從表面的軍事、經濟等影響當地及國外社會，而是從不同的「微權力」及知識體制影響被管治者的觀感及想像。國家的歷史如是，時間及曆法也可作如是觀。

筆者在數年前寫下有關夏令時間政治學的文章已強調，時間管理從來都是國家間角力及不同利益團體作政治游說的其中一項議題︰夏令時間源於一戰時的德國，當時德國把時間調快一小時，目的是希望在長期消耗戰下可多用日光，節約能源，隨後歐洲各國仿效；及後因為能源危機，夏令時間重新被引入，也是希望減少能源消耗。然而，近年有關夏令時間的討論，包括去年11月美國麻省希望全年實施夏令時間，主要的原因是刺激餐館及零售業，與當地經濟及消費掛鈎多於戰爭或節約能源，有議員甚至表明即使他個人對於全年夏令時間的好處存疑，但在選區內大量民眾支持的情況下他亦只好「從善如流」。

至於今天被廣泛使用的國際時區制度，以及不同國家對於選用時區的取態，更是政治與權力的象徵。以同在伊比利亞半島的兩個國家為例，葡萄牙的時間是與英國及愛爾蘭一致（UTC），但鄰國西班牙卻是跟隨法國及德國一樣的中歐時區（CET，即UTC+1）。當中的原因是，1940年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為「象徵式」地表示與納粹德國同一陣線，將原來與英國一致的時區改為與德國一致。而不少研究均表示，正正因為西班牙人身處在不屬於她的自然時區，才令西班牙人的生產力比其他歐洲國家為差，整體睡眠質素也不比其他歐洲人好，因此一直希望改革該國時區制度。至於在外交政策不時令人有所驚嚇的北韓，在時區上自創了一個「8.5時區」，藉以突顯北韓與南韓及日本不同的「國際時區地位」。

當然，更深層的政治問題是，為何本初子午線（Prime Meridian）是位於英國格林威治天文台，除當時的英國海上霸權及整體國力令大部分的船隻須依賴英國出版的航海圖來定位外，筆者實在想不到其他相對科學化及客觀的理由。而格林威治時間也因為本初子午線一度成為定義時間及時區的系統，可見國際政治對時間的影響力。

曆法與時區充滿政治考量

而與時間系統相關的另一類社會系統，就是我們習以為常的曆法。尚有不足一星期華人地區將迎接屬於他們的農曆新年，但對於西方人而言，他們慶祝新年的日子早已過去，對伊朗人及阿富汗人而言，他們的新年卻尚有一個多月。箇中原因自然是3個不同文明圈有着不同的曆法，如今天我們常用的公曆是以格里曆（Gregorian Calendar）為基礎的太陽曆，在1582年起成為天主教地區的主要曆法，但在一些新教國家如英國及瑞典，卻因為宗教及文化問題延至1752年及1753年才正式採用格里曆，當中更有不少民間衝突要求政府將改革曆法時所失去的10日「歸還」民眾。

其他非基督教文明的國家均在援引公曆的基礎上，維持使用自身文化的曆法，例如佛教國家使用的佛曆以佛祖涅槃年為曆法元年（漢傳佛教以佛祖誕生年為元年），伊斯蘭教國家則有其伊斯蘭曆作為一些宗教節日及慶典的依據。

事實上，即使不同國家在表面上使用公曆作為記錄日子的基礎，但卻因為不同的政治制度及原因而有所微調。一些老報人及年長讀者也許有印象，昔日本地報紙的政治立場壁壘分明，例如有報紙將民國年號與公元年份並列，大抵讀者就能想像它是一份親國民黨的報紙。而即使在明治年間日本改為格里曆取代舊有使用的天保曆，但卻保留日本君王在曆法的角色，如使用天皇年號紀錄年份而非以耶穌基督的誕生日為紀年準則。而在日本殖民期間，台灣地區是因殖民者使用公曆的關係，一度沒有慶祝農曆新年，可見政治對曆法使用的影響。

誠然，曆法的制訂本來是為宗教及社會活動服務，因此其文明色彩往往較時間更為濃厚，也因此可成為國家軟實力的一部分。例如時至今天農曆新年所代表的不單是華人慶祝新一年的開始，也成為不少西方政客向華人社會示好的一個機會︰在農曆新年簡單以國語說一句︰「新年快樂！恭喜發財！」往往可得到華人團體的政治支持。而每年因為公曆內不同的宗教節日所衍生的消費文化，更是不同企業希望開發的藍海市場。例如對男士而言，相信下星期最感苦惱的不是農曆新年，而是每年一度的西方情人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