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15日

魯賓尼

巨型威脅時代

各種巨型威脅正在危及我們的未來──不僅是我們的工作、收入、財富和全球經濟，還有過去75年所取得的相對和平、繁榮和進步。在二戰後的40年裏沒有人知道什麼是氣候變化和取代人類崗位的人工智能，也沒人提及「去全球化」和「貿易戰」等詞彙。全球性的疫情都不在考慮之列──上一次疫情還是在1918年。在1970年代美蘇關係緩和以及美國對華開放後，大國之間發生常規或核戰爭的風險已經很低了。

除了1970年代出現過一段時間滯脹之外，經濟增長基本強勁，經濟周期得到控制，經濟衰退既短且輕；即使滯脹發生時，發達經濟體也並未出現債務危機，原因是私人和公共債務比率很低。由於年輕工人不斷增加，老齡化程度較低，所以養老金和醫療保健系統不存在隱性債務。健全的監管和資本控制抑制了經濟繁榮與蕭條的循環，並遏制了重大金融危機。主要經濟體都擁有強大的自由民主體制，不受極端黨派分化影響。民粹主義和獨裁主義只出現在一些落後的較貧窮國家。

可是進入2022年末，你會立即注意到我們身邊充斥着以往並不存在的新極端巨型威脅。世界已經進入我所說的地緣政治蕭條期，至少有四個國家──中國、俄羅斯，伊朗和北韓──在挑戰美國及其盟友在二戰後創造的經濟、金融安全和地緣政治秩序。

不僅大國之間發生戰爭的風險急劇上升，而且發生核衝突的風險也在提高。在未來一年裏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可能升級為直接涉及北約的非常規衝突。而以色列──或許還有美國──可能決定要對正設法製造核彈的伊朗實施打擊。

債務沉重削弱抗通脹能力

隨着美國收緊對中國的貿易限制，新一輪中美冷戰正在加劇。更令人憂慮的是中國大陸希望統一台灣，美國總統拜登則致力於防衞該島。與此同時，擁有核武器的北韓再次通過向日本和南韓上空發射導彈來吸引各界關注。

即使不考慮核衝突的威脅，未來環境末日的風險也變得愈來愈嚴重，尤其是考慮到大多數關於淨零排放和環境、社會、治理投資的討論都只是些洗綠行為──或者說是綠色的寄望。新的綠色通貨膨脹已經在全面展開，因為事實證明需要耗費大量昂貴的能源才能積累能源轉型所需的各類金屬原料。

由於環境破壞和人畜共患疾病之間的聯繫，爆發新全球疫情的風險愈來愈大，甚至會比《聖經》中描述的瘟疫更加嚴重。攜帶危險病原體的野生動物正在更密切和頻繁地接觸人類和牲畜。這就是為什麼自1980年代初以來我們遭遇了愈發頻繁和劇烈的疫情和流行病（HIV、SARS、MERS、豬流感、禽流感、寨卡、伊波拉、新冠）。所有證據都表明這個問題在未來會變得更加嚴重。

經濟形勢也沒有好到哪裏去。我們面臨着1970年代以來的首次高通脹和經濟衰退前景──也就是滯脹。一但它降臨，經濟衰退就不再是短期和淺層，而是長期和嚴重，因為過去幾十年間的私人和公共債務比率飆升還可能導致我們遭遇所有債務危機之母──1970年代的低債務比率使我們免於落入這種下場。儘管我們在2008年崩盤後確實出現了債務危機（這是家庭、銀行和政府過度負債的結果），但當時還處於通貨緊縮時期，因此出現的需求衝擊和信貸緊縮可以通過大規模貨幣和財政政策，以及信貸寬鬆來化解。

當前我們正在經歷1970年代和2008年時最惡劣的狀況。多重且持續的負面供應衝擊與比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更高的債務比率同時出現。隨着通脹壓力逼着中央銀行在經濟衰退迫在眉睫的情況下收緊貨幣政策，償債成本將直線上升。而老齡化也意味着大規模的養老金和醫療福利與公共債務一樣龐大。每個人都應該為可能載入史書的「滯脹性債務大危機」做好準備。

話說回來，雖然中央銀行一直不遺餘力地擺出鷹派姿態，但我們應該對它們所謂不惜一切代價對抗通脹的意願持懷疑態度，因為一旦它們發現自己陷入了債務陷阱就不得不鬆口。在債務比率如此之高的情況下，對抗通脹將導致經濟和金融崩潰，而這將被認為在政治上不可接受的。各大央行將感到別無選擇只能退縮，而通脹、法幣貶值、繁榮-蕭條周期和金融危機將變得更加嚴重和頻繁，導致貨幣和金融混亂。

恐重演二戰前獨裁者崛起

與此同時，地緣政治衝突和國家安全問題將繼續助長貿易、金融和技術戰爭，加速去全球化進程。保護主義的回歸以及中美脫鈎將使全球經濟、供應鏈和市場更加分散化，致使各類商品和服務變得更加昂貴。「友岸外包」和「安全和公平貿易」分別取代了離岸外包和自由貿易。

隨着時間的推移，即使政策制定者為了打贏最後一場戰爭而樹立起更高的保護主義圍牆，但人工智能、機械人和自動化的進步將摧毀愈來愈多的工作崗位。限制移民和要求增加本國生產的老齡化發達經濟體，將為企業採用勞動力節約技術創造更強動力，而這些技術不僅可以愈來愈多地執行常規工作，還可以執行認知和創造性工作，最終甚至連智人都可能變得過時。

這些巨型威脅將進一步加劇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這已經給自由民主國家帶來了嚴重的壓力（因為那些落後者開始反抗精英），並助長了世界各地激進和侵略性民粹主義政權的崛起。

而我們之所以走到這個危險境地的部分原因在於長期以來採取的鴕鳥政策。如今我們需要彌補失去的時間。如果政府和私營部門不在國內和全球範圍內採取果斷行動，未來那段時期可不會是二戰後的40年，而是像1914年至1945年間的30年。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流感大流行開始，到1929年華爾街崩潰和大蕭條，到大規模貿易和貨幣戰爭，到通脹、惡性通脹和通縮，再到導致大規模崩潰和違約的金融和債務危機，最終在意大利、德國、日本、西班牙和其他地方出現了獨裁軍國主義政權，最終引發了二戰和猶太人大屠殺。

如果我們還沒有準備好迎接一連串類似的災難，那可能是因為它已經開始了。

作者英文名Nouriel Roubini，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經濟學榮譽教授，著有《巨型威脅：危及我們未來的十大危險趨勢及其生存之道》。

Copyright : Project Syndicate,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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