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時代全球領導力還看美國

全球經濟將如何走向？就目前而言，最可能的答案是增長放緩，不平等加劇，市場扭曲和金融風險上升。但這種結果並非必然，通過及時修改政策範式，政策制定者可以為建立一個更具活力、包容性和彈性的經濟奠定基礎。

新型冠狀病毒危機在2020年第二季度造成的經濟損失甚至比預期更為嚴重：經濟活動驟減，不平等加劇，不斷高漲的金融市場與經濟現實之間更加脫節。同時，由於疫苗尚未問世，因此我們依然極為難以確定將如何擺脫疫情，以及相關的經濟危機。

金融與實體脫節漸趨危險

各大全球領先經濟機構，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世界銀行，目前都警告說全球經濟可能要至少兩年時間才能撫平新型冠狀病毒造成的損失。倘若各主要經濟體都遭遇更多輪次的感染，那麼復甦就耗時更長。

及時且精心設計的促增長政策可以加快這一時間表，同時使復甦的基礎更加廣泛且可持續。這不僅意味着更多的短期救濟措施，同時也要把重點放在可以提高生產力、減少家庭經濟不安全感、更好地協調國內和國際增長動力，還有應對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之間日漸危險的脫節狀況等前瞻性措施上。

在這方面，美國這個全球最大經濟體發揮着重要的領導作用。作為主要全球儲備貨幣的供應國，美國在調動和分配全球可投資的資金方面舉足輕重，尤其是在美國聯儲局正大力干預全球金融市場的時候。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七國集團和二十國集團的主導者，她完全有能力去推動（或破壞）全球政策協調。

雖然美國政策制定者通常更樂於推行促增長政策，但他們實現這一點的能力正愈來愈受制於危機四伏的國內政治。縱使總額3萬億美元的新型冠狀病毒救助計劃確實令人印象深刻地展現了兩黨合作，但隨着新型冠狀病毒感染人數上升和社會緊張局勢日趨明顯，例如對種族歧視和警員暴力的廣泛抗議，美國的立法者又紛紛返回了各自陣營。在這種情況下，那些為長期增長奠定基礎的進展，包括一些兩黨似乎已達成共識的領域，例如基礎設施和（在較小範圍內）對工人進行再培訓和重新賦予技能，似乎已經變得遙不可及。

我們在美國貨幣政策應對方面也會發現一個類似的意願與能力脫節狀況。聯儲局願意竭盡所能去阻止對勞動力市場（涵蓋超過4600萬申請失業救濟者）的周期和結構性損害。但它既缺乏有效的工具，也沒有財政政策制定者的支持，而後者其實擁有更多手段去推動持久增長。

由於手裏缺少選項去促進真正的經濟增長，因此聯儲局不得不採取一些從前無法想像的手段，而這些措施正日漸扭曲金融市場的運作，進而加劇財富不平等，並鼓勵債務人和投資者過度承擔風險。聯儲局現在不但沒有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還面臨着製造更多問題的風險，包括資源配置不當、負債過度和金融不穩定，所有這些都會破壞增長。

在國際經濟關係中的意圖和結果也出現錯位。在「使全球貿易體系更加公平」的口號下，美國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奉行破壞貿易流量的雙邊政策。美國如今已經成為發達經濟體中，保護主義最嚴重的國家。

特朗普政府迴避多邊主義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日趨加劇的全球危機，要求對單個國家和集體政策應對措施進行密切協調，偏偏特朗普政府卻在刻意迴避多邊主義。美國自身的政策正變得愈來愈難以預測（尤其是對亞洲某些國家），這導致人們開始質疑以美國為核心的全球體系的穩健性和可靠性。而中國則加大了深化雙邊和區域聯繫的力度，以便繞過美國，但此舉必將以分裂國際體系為代價。

美國的政策制定者雖然在許多問題上存在分歧，但他們肯定可以就更迅速、更具包容性且更持久增長的意願達成共識。而持續實現這一目標的唯一方法就是，把短期救濟措施與前瞻性促增長、促就業財政政策，以及結構改革相結合，否則那些原本可逆的短期問題（例如高失業率）可能會變得根深柢固，也更加棘手。

而就其自身而言，聯儲局在干預市場時必須更加謹慎，因為通過不斷擴大其資產購買計劃的規模和範圍，它正在剝奪各個市場的定價和合理分配資源能力。稍有不慎，聯儲局可能最終會在不經意中腐蝕了美國以市場為基礎的強大經濟體系，扶持一批削弱生產力的「殭屍企業」，並進一步降低實現真正經濟增長的可能性，以致無法承托住不斷上漲的資產價格。

最後，美國政策制定者應攜手努力，通過重振多邊政策討論和改善基於規則的全球體系運作，來恢復其全球經濟領導地位。為此，美國應重啟停滯不前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治理改革，包括使其代表性與當今的經濟現實保持一致，並努力增加基金組織的資源。

其他國家也不應低估這類變化對其自身經濟表現的重要性。無論一個經濟體的體量多大，它都可能受到美國經濟增長、國際金融穩定和貨幣政策溢出的影響。

隨着新型冠狀病毒危機的爆發，全球經濟政策範式的演變已是當務之急。當前其他國家所面臨的挑戰，則是通過盡可能確保自我強化的增長動力和更公平的國際體系，來降低美國的「執行風險」。

作者為安聯集團首席經濟顧問，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全球發展委員會主席

www.project-syndicate.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