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8日
牛津字典去年選定「後真相」(Post-Truth)為年度字詞(Word of the Year),同時不少學者均以後真相年代(Post-truth era)來形容特朗普及英國脫歐公投背後的社會現象,當中的矛頭直指網上及社交媒體那些訴諸情感的留言及文章引起共鳴,廣為流傳下成為「真相」。另一方面,「假新聞」(Fake News)的出現,令早被情感主導社會大眾對於真相的要求減少,反正真假不再重要。
作為在傳統媒體工作的一員,評論網媒是「假新聞」的元兇自然予人有所偏頗的感覺,因此討論的重點在於「假新聞」、「後真相」,以及社會改變的關係。筆者認為,隨着科技革命大幅地降低「資訊」的生產成本,以及後物質社會對於權威(Authority)的認同感愈來愈低,現代社會的「知識──權力」(Power-Knowledge)關係面對着根本的挑戰。我們今天走進的其實不是後真相的年代,而是後相信年代(Post-trust era)。
英國著名的媒體企業電訊媒體集團(Telegraph Media Group)社交媒體部負責人James Carson上月在集團旗下的《每日電訊報》撰文,討論有關假新聞作為一個去年最重要的社會現象。他直言,假新聞從來不是近年才出現的現象,單以美國總統選舉為例,早於1828年已有針對、打擊個別候選人的假新聞出現,而在一戰及二戰時期,英國及納粹德國均透過不同的媒體及報道手法,來「鼓勵」民眾針對普魯士帝國及猶太人。但James Carson進一步指出,資訊科技革命改變了媒體及假新聞的營運生態。
首先資訊的生產及流通成本在相關技術發展下大幅下降,例如以往要做到「請廣傳」的效果,資訊必須要通過大眾媒體如紙媒或大氣電波,才可能走入尋常百姓家,但今天一些KOL(意見領䄂)的個人專頁及頻道往往有超過10多萬的訂閱,可能已比一些報刊及電視台的閱覽數及收視率為高。與此同時,資訊的生產方式多元,相信不少讀者的手提電話多附上拍攝及錄影功能,只要按下拍攝或錄影掣及懂得基本的文書處理,一段「圖文並茂」的「新聞」便已生產,而不再需要將片段售予傳統媒體,自身也可以成為「公民記者」。
亦因為資訊生產的成本大降,傳統媒體重視的操守及專業信條,在網媒世界變得可有可無。特別是不論傳統媒體或網媒的收益主要來自廣告收入,在網上世界要吸納廣告商自然要有一定的「忠實支持者」,而一些帶有情緒傾向的新聞往往可以吸納支持者人數,自然在國內外有一些「專門」持某些政治傾向的媒體為其支持者服務──剛「被辭職」的前白宮國家安全會成員班農原屬的布萊巴特新聞網(Breitbart News Network),就曾將奧巴馬政府的司法部長Loretta Lynch,誤傳為當年有份參與前總統克林頓白水事件辯護團隊的另一個Loretta Lynch。雖然網站最後修改了內容,但不少資深傳媒人均認為這次事件對Loretta Lynch已造成傷害,在網上世界引起不同的陰謀論。
在資訊生產及流動的成本大幅下降的情況下,在同一個議題上不同媒體可以以得出不同「數據」及「事實」,得到不一樣詮釋及結果。因此,在民眾眼內,似乎「單一而客觀」的真實似乎不再存在。當這些相互衝突的報道在民眾面前出現時,民眾判斷的標準往往不是理性地分析研究當中的採訪手法或方法學,而是透過自身經驗分析所見到的多個「真相」,選取一個自己相信的版本,「媒體」所擁有的權威自然每況愈下。
因此,與其說我們在一個「後真相」年代,不如說我們身處一個「後相信」年代,我們拒絕相信任何的組織及權威,寧願將事情的真相回歸到「我對眼就是證據」的層面。事實上,根據媒體顧問公司Edelman發表的《2017年信任計》(Trust Barometer),政府、媒體、企業及非政府組織的被信任的程度均較去年下跌,當中尤以媒體的跌幅最大,接近與政府的水平一致──相信這對於媒體工作者而言,是最大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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