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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24日
前陣子在法律教育場合認識到策劃人，原來是我法學院Advocacy導師的老朋友。當她知道我是香港人，立刻喊道：「I need someone from Hong Kong!」拿下我的通訊方法後，說會保持聯絡。我不以為然，以為她公司需要人懂得中文，隨便在倫敦也能找到具專業資格的香港人，他們跟亞洲地區的接觸可能更緊密。誰知第二天果然接到她的電話，請我夥拍法學院的導師一起教授談判課。
她說，談判課的內容大綱已經擬好，還在英國的國際機構教授了幾次。她充滿信心進軍亞洲市場，打算把課程帶進香港的企業和律師行，沒料到一位行政總裁的反應是There's something missing。欠缺些什麼，他又沒有實際形容出來，總之說缺少對香港的了解。我無奈地笑：對方不直接說出心底話，反而要外國人do some work and figure it out，他們不立刻簽下服務合約，有點推搪的意思，這不就是東西方的溝通差異？
我向幾位在外國長大、香港工作的朋友做個小測試，問他們覺得職場上東西方談判的方式有什麼分別。有的說談判桌只是象徵式，雙方在會面前早已心裏有數，所以事先要做好準備工夫，假如涉及數字或賠償，應該附上金額和其他條件。另一位朋友則認為香港人的做事方式自恃靈活變通，在洽談時比較堅持立場，很難像西方模式般努力找共通點，必要時作出妥協。
我綜合了學術界、管理顧問、募款、醫學界及法律調解的個人經驗，重新寫出case study。研究期間，我發現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際）是一門正式學科，英國最少有五家大學提供這個碩士課程，連上海外國語大學也有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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