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教育的反思》之再思（上）論張仁良校長的教育展望

香港教育大學張仁良校長較早前在《信報》以《生命教育的反思》為題發表了一篇文章。按筆者的理解，文章的主要目的是嘗試為「生命教育」這個名稱「正名」，指出一般人對這個題目或科目的認識只限於以「提升年輕人的抗逆力」、「防止學童自殺」，或籠統地說，以「回應社會議題」為目的；換言之，這些「一般人」只是零碎和被動地，又甚至可能以工具理性的思維，去處理生命的問題，是只顧「眼前的需要」的一種態度。在回應時，張校長提出了「大中華地區」的版本，指出這個版本「非完全是一個回應式舉措」，其核心理念是「以仁愛為本……強調『孝、悌、禮』等美德」；他認為，香港的學生所需要的生命教育應更「深」更「廣」，強調「不但要讓學生認識自己、反思生命的意義，亦蘊含價值觀及品德的培養。」

對於筆者來說，為「生命教育」這個名稱「正名」，是一件很弔詭的事情，當中牽涉到兩個相關層面的思考：首先是一個定義的問題，即「教育」這個概念為什麼需要在其前加上「生命」這個修飾詞？其次是教與學的問題，這方面的再思尤其重要，因為如張校長所言：「作為本港唯一一間專注教師教育的高等學府，『教大』責無旁貸。」此文將集中討論第一個層面。

筆者提出定義的問題，是因為定義影響和決定教學在實踐上的想像。在實踐時，「生命教育」可以被當作一個科目去執行，但也可以被視為一種理想生活的追求；前者一般都可以被安排在正式的課堂裏把概念傳遞，透過學分制去量化成果，在「廣」的層面上製造出令管理者滿意的「幻象」，而後者則是無界限的，相對應所發展出來的教學觀和性質也大大不同，只能在生活上的每一個小節去培育，在毋須透過學分的利誘之下才能深化。在一個強調以數字管理的文化中，不能透過學分去量化學生和老師的表現會令到管理者極度不安，這也是「生命教育」成為學科所隱含的矛盾。（「通識教育科」所面對的問題已是一個很值得參考的例子）當然，若二者能無縫銜接，那是一個很理想的境界，這也是考驗教育管理者的管理哲學和實踐觀。

就定義的問題，Robert Hutchins在他的一本名為The Conflict in Education in a Democratic Society的書（中譯為《民主社會中教育上的衝突》）所提供的一個有關「教育」這個詞的定義對討論或會有幫助。他認為：「教育的目的就是改善人。」換句話說，教育的最終目的就是以人的生命為中心；這裏所指的「人」並非單純是指個人，因為雖然「人的本性是自由的」，但是「人性也是（具）社會（性）的」，因此「要正確地運用人的自由，人就需要紀律。要在社會中生活，人就需要德行。」從這些原則所引發出來的結論就是：生命除了個人層面以外，是不能撇開所共存的社群面向去談論的。按照一位英國的社會學家Anthony Gidden及德國的哲學家Hans-Georg Gadamer的觀點，雖然社會的體制會給予人規範，但同時也賦予人資源去發揮其自由；換言之，社會是塑造個人生命的成長所不能缺少的一個環境因素，因此教育的最終目的不單是去改善個人，也同時是改善由個人所組成的社會之生命素質；故此，從Robert Hutchins的觀點去推想，教育一詞並不需要加上「生命」這個修飾語去表示生命在教育上的重要性。那麼，為什麼要這樣做？這到底是否反映了兩個相關的事實：一、過去的教育忽視了生命的培育；二、教育的意義正在貶值當中，因為我們只把教育視為一種工具，其目的只為了在未來「搵食」。可能有人會問，現在的醒覺不也是一件好事嗎？

以種植象徵栽培生命

張校長提出「需要用心經營教學環境、建立校園文化」，指出教師必須「以身作則」、「言教身教」，此外「家長的角色也毋庸置疑」，更承諾，在未來5年，「教大將重點推動生命教育，並已撥1000萬元，循學校教材及師訓兩方面着手，設計「『貼地氣』的教學資源」。上述都是所必須的配備，筆者所關注的是這個所謂「『貼地氣』的教學資源」之設計。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因為這正正是關乎教育能否被賦予生命的關鍵所在。讓筆者借用一個比喻去說明。

在張校長的文章刊登以後，大學有關部們便上載了一張圖片到「教大」的網頁，藉此推廣有關文章，不難明白，內容以種植的意象象徵栽培生命的願景。這幅圖像令筆者想起一位神學家 Henri Nouwen（盧雲）的一個比喻，他在In the House of the Lord一書中這樣說：「A seed will never grow if we pull it out of the ground daily to check its progress。」簡單的翻譯就是，若我們每天都把種子從泥土中拔起來去檢視它的成長速度，結果它是永遠不會長大的。Nouwen的勸喻提醒我們要追問，張校長所構想的「教育系統」和所希望經營的「教學環境」和「校園文化」是如何運作的呢？是一個經常都會「把種子從泥土中拔起去檢視它的成長速度」的機制，還是一個促進善用個人及同時尊重別人的自由之「生活」場所呢？

生命的培育是在生活中，需要透過與別人相處，在一個欠缺保證可預見的成果之環境中進行思辨，當中涉及價值取捨的判斷，藉此習得恰當的生活態度，（這是我們現存教育系統的設計中所欠缺的）；在這種處境中，「身教」是重要的，不過所謂「身教」者，應該是指學生有動機地去模仿他/她們認為值得仿效的對象，誰會成為學生的仿效對象往往並不取決於老師的意圖。因為這個緣故，張校長所提出的「校園文化」，而非課堂，便成為提供仿效和孕育生命的場地。問題是：哪是一片怎樣的土壤？

面對着一個很大挑戰

把生命的培育看成是一種生活體驗的成果是有別於那些以「生產線」的管理模式，按既定設計好的藍本去製造出來的「理想生命素質」，後者所欠缺的就是生活。筆者並非否定課堂的功能，但那絕不是賦予教育生命力的終點。

總的來說，張校長在為「生命教育」，或更正確地說，為教育的生命「正名」時，是面對着一個很大的挑戰：在定義上，他需要很弔詭地去掉「生命」這個為了粉飾這一科的修辭，藉此透過還原「教育是生活」而非科目的本相，才能夠兌現他所渴望去提供一些「『貼地氣』的教學資源」之承諾。

究竟何謂「『貼地氣』的教學資源」呢？筆者將會在另一篇文章以實例加以說明。

撰文：鄧惠欣_教育評論員、哲學博士（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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