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3日
七一回歸紀念日前後,特首與司局級官員接連說,政府決心要以「新風格」施政。可是經歷一浪浪的衝擊,政府只是用老台詞繼續譴責暴力,因此多數人對「施政新風格」譏誚嗤笑,我卻覺得就算當是思考練習也好,不妨想一想:要做出新風格,有些新思維,難在哪裏?
多次錯過契機
其實自從6.9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起,在每一次大衝擊之後,政府都有契機可以表現新思維,重新取信於民。在7.21的元朗恐怖暴力事件這契機尤其清晰。當白衣群黨逾百人瘋狂襲擊市民而警區放軟手腳,當指揮官面對媒體跋扈地強辯,翌日只要特首明確地講一句「完全不可以接受,必定嚴肅調查發生了什麼事」,就可以是新開始。然而沒有。5天後張建宗司長才表達不可接受的訊息,略為致歉,竟然馬上招來一些警察和工會越級痛斥,而要急忙安撫。
之前政府錯過許多重新出發的契機,不是每次也是與警察工會有關的。政府遲遲不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固然是因為擺不平警察工會,但是寧願用上許多代名詞也堅持不講「撤回」二字,就一定不關警察的事。相反,及早明確地撤回的話,後來警察面對的衝擊肯定大為減輕。
為什麼在兩個月的特大危機,政府總是看不見、抓不住重新出發的契機?為什麼有如被縛住手腳?所有老反應也沒有一絲「新」的氣息。一兩次如是,三四五六七次如是,特首與政府就深陷流沙泥沼裏。
建制人士的反應模式也是老套,完全幫不上忙,素有民望的高永文醫生也與嚇人的何君堯站台,勉強說一些無說服力的話,這就可以推斷,整個建制的反應是有沉重的政治大框框主導。
老是舊調重彈
老套的反應還要數到劉兆佳教授, 每次評論也是重彈「你愈反抗中央愈強硬」的舊調。就算揣摩得「對」,客觀上這也是新思維的羈絆。
我看「新風格」對建制人士要求的「新」,其實很可能是一些基本而正常的東西:在位者和有能力影響大局的人,各自做好自己的本分就是了。舉例而言,行政會議成員的角色本來就是廣納言路,這就當好好出力擴大言路。高醫生有人緣,本應擔當中間溝通者角色而不是站台表態。劉教授是政治分析學者,本分是為社會做出能夠服眾的分析,而非老是在演繹中央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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