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4日
上周五(6月29日),一名八旬婆婆在深水埗地攤擺賣時,遭大批食環署職員聯同警員包圍,並檢控阻街;婆婆最終由多名男警推上警車,過程中更弄傷腰和小腿。婆婆當晚已獲釋,卻被充公手推車和貨物。據悉,婆婆獨居,領取綜援,鄉下尚有一名百歲的中風母親需要照顧;婆婆惟有倚靠擺賣雜貨維生,日賺數十元幫補生計。
網絡公審的風涼
食環和警方執法是否情理兼備,暫且不按。我留意到事件引申而來的網絡公審,倒想參詳一番,有說:「阿婆你一把年紀仲出嚟賣嘢,到底你後生時候做緊乜?你冇規劃退休生活,係你問題。你做無牌小販畀人拉,是否毫無責任?是否全是政府或他人的錯?」
「一句涼薄」可能足以回應這些指摘,但我又不想易糞相食——以情緒回情緒,以低質回低質,到頭來彼此不能對話。我想stay calm,探討「人生是否真的可以規劃無誤呢?」
根據扶貧委員會公布全港最新貧窮情況,全港貧窮人口佔135.2萬,貧窮率19.9%。換言之,每5個港人,即有1人活於貧窮。長者貧窮方面,本港現有33.7萬名長者活在貧窮線下,貧窮率高達31.6%,即平均每3名長者就有1個窮人。如果人生真是「有規劃」就沒有「一窮二白」,大概本港的貧窮狀況便不會到達警戒線,難道33.7萬貧窮長者都是因為沒有規劃而自己「攞嚟衰」?
說我是左膠都好,我都不願把社會風險個人化。意即若把貧窮、失業、露宿、家暴、自殺等社會問題單純地歸因為個人責任,是大錯特錯的分析。身為社工,我們必須有社會正義的思考(Social justice thinking),審視經濟、扶貧、房屋、勞工、教育、醫療及福利等不同範疇的政策,有沒有從A Society For All作考慮,還是偏側在權貴一方。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許寶強曾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分析——本土主義的政治經濟根源〉一文解釋貧富懸殊現象。他指中港工商富豪對香港政經力量急劇膨脹:「權力孕育更大權力,金錢衍生更多金錢,他們影響政府決策,佔用公共資源,改造社會制度,建立不平等的遊戲規則,使大學、傳媒、基建、土地等均向中港富裕階層傾斜。」
在這個內定了劫貧濟富的遊戲規則之中,小巿民永遠無法規劃舊區重建、小店被迫遷、租屋要幾千、買樓過千萬,更加無法規劃如何應對病痛和天災人禍。深水埗是我常去的地方,有些地攤小販、拾荒長者和露宿者都是我長期接觸的街坊,他們大都不是沒有做過人生規劃的一群:
董伯,50歲前做劏雞工作,禽流感令他失業;只有中一學歷的他未能成功轉行,及後患上抑鬱症,醫藥費輾轉花光積蓄,最終露宿街頭。
陳伯,年輕時在內地行醫,來港後醫生牌不獲承認,只能做薪金僅夠餬口的勞動工作;辛苦儲落的積蓄,只夠支撐數年退休生活,之後每天倚靠拾荒過活。
黃婆婆,從前是教師,生活無憂;奈何兒子投資失利而欠下巨債,她把棺材本連祖屋也用來替兒子還債,從此與垃圾桶維生。
林伯,原為小康巿民,有購買保險和投資,兩夫婦旅行時太太急性病發,長時間治療後客死異鄉;豈料保險公司說突發病是罕有病,不在條款之列,沒有賠償之餘,還要支付太太非當地公民的高昂醫療開支,以及不菲的遺體回港運費,林伯一下子由小康變成債台高築,只好拾荒在地攤販賣。上述4人,難道都算是年輕時沒有為自己籌謀?
富裕貧城的歌劇
在儲備近萬億的香港,如果仍然覺得80歲的地攤婆婆無法安享晚年是個人責任,那與年前基層青年反映未能應付專上院校學費和生活開支,促政府提供津助,豈料羅致光局長竟反建議學生,應透過大專貸款投資「iBond」,賺取可觀回報,這都是港版的「何不食肉糜」。
以《悲慘世界》、《鐘樓駝俠》等小說名著活躍於十九世紀末法國浪漫主義時代的雨果(Victor Hugo),是小說家、詩人、作家,更是文學評論家、政治評論家,並曾為上議院議員及革命後的國會代表。《悲慘世界》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對社會底層者的關注,感動人心,撼動世界。它的音樂劇演出時的一首歌: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在全世界的社會運動中,都鼓舞了澎湃的熱情。
可惜《悲慘世界》在這個「富中之貧的城市」(poverty in the affluent society)中,只是一齣經典的音樂劇,沒有其他。
邵家臻 立法會(社會福利界)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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