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4日

邵家臻 專業議政

地攤婆婆與悲慘世界

上周五（6月29日），一名八旬婆婆在深水埗地攤擺賣時，遭大批食環署職員聯同警員包圍，並檢控阻街；婆婆最終由多名男警推上警車，過程中更弄傷腰和小腿。婆婆當晚已獲釋，卻被充公手推車和貨物。據悉，婆婆獨居，領取綜援，鄉下尚有一名百歲的中風母親需要照顧；婆婆惟有倚靠擺賣雜貨維生，日賺數十元幫補生計。

網絡公審的風涼

食環和警方執法是否情理兼備，暫且不按。我留意到事件引申而來的網絡公審，倒想參詳一番，有說：「阿婆你一把年紀仲出嚟賣嘢，到底你後生時候做緊乜？你冇規劃退休生活，係你問題。你做無牌小販畀人拉，是否毫無責任？是否全是政府或他人的錯？」

「一句涼薄」可能足以回應這些指摘，但我又不想易糞相食——以情緒回情緒，以低質回低質，到頭來彼此不能對話。我想stay calm，探討「人生是否真的可以規劃無誤呢？」

根據扶貧委員會公布全港最新貧窮情況，全港貧窮人口佔135.2萬，貧窮率19.9%。換言之，每5個港人，即有1人活於貧窮。長者貧窮方面，本港現有33.7萬名長者活在貧窮線下，貧窮率高達31.6%，即平均每3名長者就有1個窮人。如果人生真是「有規劃」就沒有「一窮二白」，大概本港的貧窮狀況便不會到達警戒線，難道33.7萬貧窮長者都是因為沒有規劃而自己「攞嚟衰」？

說我是左膠都好，我都不願把社會風險個人化。意即若把貧窮、失業、露宿、家暴、自殺等社會問題單純地歸因為個人責任，是大錯特錯的分析。身為社工，我們必須有社會正義的思考（Social justice thinking），審視經濟、扶貧、房屋、勞工、教育、醫療及福利等不同範疇的政策，有沒有從A Society For All作考慮，還是偏側在權貴一方。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許寶強曾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分析——本土主義的政治經濟根源〉一文解釋貧富懸殊現象。他指中港工商富豪對香港政經力量急劇膨脹：「權力孕育更大權力，金錢衍生更多金錢，他們影響政府決策，佔用公共資源，改造社會制度，建立不平等的遊戲規則，使大學、傳媒、基建、土地等均向中港富裕階層傾斜。」

在這個內定了劫貧濟富的遊戲規則之中，小巿民永遠無法規劃舊區重建、小店被迫遷、租屋要幾千、買樓過千萬，更加無法規劃如何應對病痛和天災人禍。深水埗是我常去的地方，有些地攤小販、拾荒長者和露宿者都是我長期接觸的街坊，他們大都不是沒有做過人生規劃的一群：

董伯，50歲前做劏雞工作，禽流感令他失業；只有中一學歷的他未能成功轉行，及後患上抑鬱症，醫藥費輾轉花光積蓄，最終露宿街頭。

陳伯，年輕時在內地行醫，來港後醫生牌不獲承認，只能做薪金僅夠餬口的勞動工作；辛苦儲落的積蓄，只夠支撐數年退休生活，之後每天倚靠拾荒過活。

黃婆婆，從前是教師，生活無憂；奈何兒子投資失利而欠下巨債，她把棺材本連祖屋也用來替兒子還債，從此與垃圾桶維生。

林伯，原為小康巿民，有購買保險和投資，兩夫婦旅行時太太急性病發，長時間治療後客死異鄉；豈料保險公司說突發病是罕有病，不在條款之列，沒有賠償之餘，還要支付太太非當地公民的高昂醫療開支，以及不菲的遺體回港運費，林伯一下子由小康變成債台高築，只好拾荒在地攤販賣。上述4人，難道都算是年輕時沒有為自己籌謀？

富裕貧城的歌劇

在儲備近萬億的香港，如果仍然覺得80歲的地攤婆婆無法安享晚年是個人責任，那與年前基層青年反映未能應付專上院校學費和生活開支，促政府提供津助，豈料羅致光局長竟反建議學生，應透過大專貸款投資「iBond」，賺取可觀回報，這都是港版的「何不食肉糜」。

以《悲慘世界》、《鐘樓駝俠》等小說名著活躍於十九世紀末法國浪漫主義時代的雨果（Victor Hugo），是小說家、詩人、作家，更是文學評論家、政治評論家，並曾為上議院議員及革命後的國會代表。《悲慘世界》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對社會底層者的關注，感動人心，撼動世界。它的音樂劇演出時的一首歌：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在全世界的社會運動中，都鼓舞了澎湃的熱情。

可惜《悲慘世界》在這個「富中之貧的城市」（poverty in the affluent society）中，只是一齣經典的音樂劇，沒有其他。

邵家臻  立法會（社會福利界）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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