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4日

邵家臻 專業議政

新屋邨與軟城市

身為一個2000年至2004年在天水圍北當社工的人而言，我當然從反面教材中知道新市鎮、新屋邨規劃的重要。

每一個城市，有軟有硬，互為表裏，缺一不可。這是城市規劃學者Raban早於1974年說的。在討論現代城市規劃到底是怎樣的時候，Raban的一篇文章〈軟城市〉（Soft City），算是當時諸多文章之中最具卓見的一篇。作者把倫敦作為例子，把城市分成軟硬兩個層面，「硬」是指人工建築環境形成的物質結構，例如決定和影響城市居民生活的街道、建築物等；與此相比的「軟」，是指對一個城市所作的人性化解釋，例如是在社區中的居民對該社區的感知──這是一種住茲念茲而形成的感知能力。

軟硬兩者的關係，就是有點複雜而不確定。初到城市的人，到時先遇上硬件類型的城市，什麼是大街大巷大馬路，有怎樣的城市路標等等……不過，人家很快就發現，真正引起你關注的是「軟環境」。城市的個性特徵才是給人留下印象。

所以，當下的城市規劃就算講得如火如荼，但以Raban的理論而言，只是硬城市規劃的一面：哪座大廈可以更摩天，哪條道路可以更筆直，哪條公路可以更高速，哪種序列可以更容納車輛；至於軟城市的一面呢？乏人問津，付之闕如。

天恒邨於2001年入伙，當時社區設施百廢待興，學位配套、社區設施配套、交通配套、社福設施配套通通都是千瘡百孔，但政府對問題仍是不知不覺。直至2004年發生天水圍滅門慘案「金淑英事件」。

「金淑英事件」後，天水圍被塑造成「悲情城市」。後知後覺的房委會於2008年在天水圍天晴邨嘗試推行新屋邨社工隊服務，以紓緩天晴邨三期共有1.6萬名居民入伙時的配套問題——沒有巴士站、沒有街市，僅得一間快餐店。不過，奇就奇在即使新屋邨社工隊的成效不錯，後來計劃仍告取消。

又例如2013年入伙的啟晴邨和德朗邨，區內只有兩間由非政府組織營運的社福機構提供邨內的支援服務，曾發生過至少10宗自殺事件。房屋署又未有預留足夠地方予社福機構提供服務，服務名額十分有限，造成社福服務供不應求的困局。服務該邨的家庭服務中心設在土瓜灣，居民需要依靠每月服務一次的社署外展隊。

為何兩條屋邨共有3萬多居民卻只得兩間社福機構應付需求？政府一早可以預視新落成屋邨的人口數目，為何不能於入伙前安排好支援居民的人手編制和配套設施？問題重複又重複，莫說政府的慵懶思維50年不變，就算再多50年，我也未感樂觀。

例子還嫌不夠？正在入伙的安泰邨，政府在安達臣道發展區本已預留4幅學校用地，興建3所小學和一所中學，但只有一所小學校舍最快於今年底落成。結果是，已入伙的學童要跨區上課，很多家長四出為學位張羅。

不是有社工隊嗎？是的，新屋邨社工隊到現在還沒有正式的工作辦事處，只可暫用互委會的房間。面積只得150呎，卻要安置7名社工和工作員，連如廁的地方都欠奉，更何況是一間獨立與居民面談的會面室呢！還有將入伙的深水埗海盈邨、沙田碩門邨、東涌滿東邨、長沙灣深旺邨、長沙灣麗智邨等等，寫到氣咳，恐怕仍不能說出皮毛。

其實，新屋邨並非大家想像中的美好。你可能會說，在樓價持續高企的香港，可以住公屋是何等幸福。但新屋邨的基層市民大部分來自五湖四海的弱勢家庭，八成新入住的居民過去都不在原區居住，既要面對搬屋所帶來的種種難題，又要適應新社區的一切，實在不容易，極需要各方面的支援。

Raban所提的「軟城市」，正是由社署主動協調，透過恒常資助的社工隊，以5至6年時間，以合理人手，在一個適切的工作間內協助居民解決入伙所衍生的問題，以及建立這份對新社區的感知能力。只有這樣，才真正稱得上是落地生根，安居樂業。

邵家臻  立法會（社會福利界）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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