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一年前的這個時候，有85%左右的經濟學家和市場分析師（包括筆者在內），都預計美國和全球經濟將出現衰退。有所下降但仍處高位的通脹，顯示貨幣政策將逐漸收緊並在衰退來臨時迅速放鬆；股市將下跌，而債券收益率則居高不下。
誰知情況卻大多相反：通脹率下降幅度超出預期，經濟衰退得以避免，股市上漲，債券收益率在走高後回落。
因此我們必須在就2024年進行預測時，保持謙遜之心。不過基本任務還是一樣的：從基線、上行和下行情境開始，然後為每種情境分配隨時間變化的發生概率。
目前許多經濟學家和分析師（儘管並非全部）假設的基線情境是軟着陸：發達經濟體——首先是美國——避免衰退，但經濟增長低於潛力，通脹率繼續下降，並在2025年或之前達到2%的設定目標，而各國央行可能在今年第一或第二季開始削減政策利率。這種情境對股票和債券市場來說是最好的，而且這些市場也已經開始基於該預期反彈了。
上行情境是「不着陸」：經濟增長（最少在美國）仍高於潛在增長率，通脹下降幅度低於市場和聯儲局預期。減息將較聯儲局、其他央行和市場目前預期來得更晚，也更慢。矛盾的是，儘管經濟增長出人意料地強勁，但一個不着陸情境並不利於股票和債券市場，因為這意味利率將在更長時間內保持較高水平。
一個適度的下行情境是，經濟磕磕絆絆地顛簸着陸，出現短期、淺層次的衰退，將通脹率推向更低水平，且速度超過各大央行預期。政策利率下調的時間會更早，而且不會像聯儲局所表示的那樣，下調3次每次25個基點，而是市場目前已經消化了的下調6次。
當然也可能出現一場更嚴重的經濟衰退，並因此引發信貸和債務危機。這種看似在去年很可能發生的情境——源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引發的大宗商品價格飆升，以及美國和歐洲的各宗銀行倒閉事件——目前變得不太可能。只有出現新的大規模滯脹衝擊（例如加沙衝突導致能源價格飆升，尤其是一旦衝突升級為涉及真主黨和伊朗的更廣泛地區戰爭，從而擾亂海灣地區的石油生產和出口）之時，通脹才會成為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
其他諸如美中兩國的新緊張局勢地緣政治衝擊，除非貿易受到大規模破壞，或台灣晶片生產和出口受損，否則其滯脹性影響（增長下降而通脹上升）可能會小於緊縮性（增長和通脹雙雙下降）。另一次重大衝擊可能會在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時出現，但除非在投票前出現重大國內動盪，否則這對2025年的前景影響更大。不過美國的政治動盪會導致經濟停滯而不是滯脹。
就全球經濟而言，無論是「不着陸」還是「硬着陸」，目前看來都是低概率的尾部風險，而美國經濟「不着陸」的概率則高於其他發達經濟體。至於是「軟着陸」還是顛簸着陸，則取決於國家或地區。
例如美國和其他一些發達經濟體看起來很可能實現軟着陸。儘管收緊了貨幣政策，2023年的經濟增長仍高於潛在增長率，而且隨着新冠疫情時期的負總供應衝擊減弱，通脹率仍在下降。相比之下，歐羅區和英國在通脹率下降的過去幾個季度，只實現了近零或負增長，低於其潛在增長率，如果導致增長疲軟的各類因素持續存在，2024年可能無法實現更強勁的表現。
大多數發達經濟體是軟着陸還是顛簸着陸，取決於幾個因素。首先，滯後推出的貨幣政策收緊，對2024年的影響可能大於2023年。此外，債務再融資可能使許多企業和家庭，今明兩年的償債成本大幅上升。如果某些地緣政治衝擊引發另一輪通脹，央行將被迫推遲減息。只要中東衝突升級，能源價格便會上漲，迫使各國央行重估當前的預測。而且許多中期範圍內的滯脹性巨型威脅，可能會使經濟增長放緩，通脹上升。
還有就是已經在經歷顛簸着陸的中國。如果不實施（目前還沒看到苗頭的）結構性改革，該國未來3年的增長潛力將低於4%，到2030年將接近3%。中國當局或許認為，今年實際增長率低於4%是不可接受的；但如果不採取大規模宏觀刺激措施，就根本無法實現5%的增長率，而這將使本已很高的槓桿率上升至危險水平。
中國很可能會實施一項溫和刺激政策，以使經濟增長在2024年略高於4%。與此同時，經濟增長的結構性阻力——社會老齡化、債務和房地產過剩、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強大社會安全網的缺失——將繼續存在。中國或許最終能避免因嚴重的債務和金融危機而全面硬着陸；但未來很可能會顛簸着陸且增長不如人意。
對資產價格、股票和債券來說，最好的情境則是軟着陸，儘管現在可能已經在某程度上反映在相關價格上。不着陸情境對實體經濟有利，但不利於股票和債券市場，因為這將阻礙央行繼續減息。顛簸着陸則不利於股市——最少在某場短期淺層衰退看似已經觸底之前是如此，而有利於債券價格，因為這意味減息會來得更早且更快。最後，一場更嚴重的滯脹情境，顯然對股票和債券收益率都是最糟糕的。
目前看來，各種最壞的情境也是發生概率最低的。但任何因素，尤其是地緣政治的事態發展，都可能打亂今年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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