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貧窮現象向中收入群體蔓延

香港從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由34.5港元調升至37.5港元。以一名勞工每月工作26天，每天9小時計算，每月薪金只有8775港元。有勞工團體批評，這個微薄的收入根本無法應付今日香港生活重擔。筆者嘗試從一個整體性視角，看看香港生活開支的現況點滴。

據國際物業顧問世邦魏理仕（CBRE）4月發表的《2019年全球生活報告》，香港平均樓價高達124萬美元（約967萬港元），為全球之冠；每月平均租金為2807美元（約2.19萬港元）；此外，電費、水費等每月開支為172美元（約1341港元）；再加上高昂的交通費用，以一般大眾有限的收入，生活開支大大侵蝕收入而導致的「第二層面貧窮」，問題愈發令人關注。

生活開支侵蝕入息

誠然，較低技術勞動力因工資微薄而導致生活貧困，引致「第一層面貧窮」。至於因繳付沉重的基本生活開支（尤其租金），而需要節衣縮食所導致的生活貧困，為「第二層面貧窮」，基於這層面的貧窮帶有隱性，故更容易受到施政者忽略。

香港政府以任何介入形式的現存補助，遠遠不能填補貧困者的沉重基本生活開支。因此，若政府不把物業作為「居住」的第一屬性，是生活必需品，而作出具決心與果斷的政策性改變，例如放棄高價賣地政策、為如何落實租金管制、限價令或限購令等（筆者在校的經濟系同事可能極不認同此觀點）措施作研究，以及讓租金開支可作稅務寬減，本港在職家庭貧困狀態不易得到顯著改善，遑論有效解決。

據去年底政府公布的《2017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資料，2017年本港有137.7萬人處於貧窮線之下（以家庭收入中位數的50%作為貧窮線），較2016年增加2.5萬人，貧窮率上升至20.1%。在福利政策介入後，包括「長者生活津貼」及「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簡稱「低津」，於去年4月優化並易名為在職家庭津貼計劃，簡稱「職津」）後，貧窮率則下調至14.7%，但仍有101萬人處於貧窮線以下。

再細看在職家庭的貧窮狀態，「於政策介入前，非綜援在職貧窮家庭人口由2016年的57.1萬人，上升至2017年的60.6萬人」。政府政策介入後，包括施行低津和職津，「數據顯示，於2016年及2017年只分別有6000戶（2.3萬人）及7000戶（2.7萬人）因低津或職津這政府恒常現金政策支援而脫貧，只佔該兩年因政策介入而脫貧人數的大約7%，成效有限」（見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公聽會的立場書，CB(2)1165/18-19(01)號文件），反映紓解在職家庭貧窮的問題，需要有更全面而有效的政策。

去年，政府因要履行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承諾，配合OECD所提出就打擊企業「侵蝕稅基及轉移利潤」（BEPS）的措施，集中落實經合組織的4項最低標準──包括打擊損害性的稅務措施、防止濫用稅收協定的情況、訂立國別報告的規定，以及改善跨境爭議解決機制，無暇對紓緩在職家庭貧窮進行稅務改良的政策考慮，情況可以理解。然而，當對外的工作告一段落後，應是時候把稅務工作焦點對內，是時候審視紓緩在職家庭的貧困問題。

職津安排過於保守

對於協助在職貧窮家庭的政策措施，細心看發覺有點複雜。2018年4月推出的職津，理念不錯。該計劃以住戶人數、每月入息上限，分為全額、四分三額和半額津貼，計劃有入息上限和資產限制，而且計劃亦有工時要求，如非單親住戶每月總工時在144至168小時以下，每月每個住戶的津貼，全額可得800港元。換言之，職津計劃幫助在職的個人或家庭，即亦聚焦的對象，是收入不高而生活陷於困頓的家庭，理念可取。

不過，筆者認為具體措施的安排過於保守，因為據職津辦網頁的資料，領取職津的個人或家庭，便不能同時領取綜合社會援助（「綜緩」），並且領取了就業交通津貼，便需要把領取額變成職津計劃裏的收入計算。從公共財政管理的審慎角度看，很難加以非議，但從生活和人本的角度看，此舉便顯得傾向保守了，有改良的空間。

筆者計算一下，以一人家庭的個人月入上限9600港元計，領取全額家庭津貼，其一年收入所得上限為11.52萬港元，低於目前薪俸稅條例所定的基本免稅額13.2萬港元。換句話說，其收入水平毋須繳付薪俸稅，並納入申領職津範疇。走筆至此必須指出，筆者絕不反對政府對低收入家庭作出補助。筆者卻想指出，若另一個人月入略高於1.1萬港元，他不但落空於職津（因月入水平比職津月入上限只高出1400港元），亦落入薪俸稅稅網。

當然，香港政府約早在10年前，已用行政手段加入稅款寬減機制（即「退稅」），以2018至2019財政年度為例，寬減稅款的百分比為75%，每宗個案寬減上限2萬港元。但退稅政策既缺乏「針對性」，並未能為中等收入納稅人提供「動力」鼓勵工作。在今天生活開支不斷增加的壓力沉重下──包括冉冉上升的租金和交通費等，是否可以考慮對這一群「既落空又落入」的中收入群體，增設一個既帶有「針對性」並提供「動力」鼓勵工作的稅務援助機制？

倡設稅務支援階梯

面對目前生活開支不斷增加，租金負擔不菲，在這種情況下，對於陷入稅網的中等收入個人或家庭，因生活重擔而節衣縮食所導致「第二層面貧窮」，政府可考慮設立一個「中收入」個人的稅務支援階梯，以紓解這個一直受到福利政策忽略群體的貧困狀況。筆者將援引美國的收入稅務補助（Earned Income Tax Credit），作為政策思考方向的參考。

關於這個「收入稅務補助」其實並非新鮮事物。簡單來說，「收入稅務補助」是源於「負所得稅」的概念──當個人年度收入達到一定數額後，必須繳稅；但若年度收入不達這額，得到稅務補助。至於收入稅務補助稅務安排，是對低收入人士或家庭提供補助，而補助金額按成員人數和收入計算。

目前，香港存在着一群個入月入約1.5萬或至3萬港元的「既落空又落入」的中收入群體，表面上收入不錯，但在面對高生活開支下，往往也捉襟見肘，甚至陷入「第二層面貧窮」狀態。

按目前情況看，福利政策的受助群是那些沒有收入的個人或家庭，可領取綜援，低收入者可申領職津；那些高收入的一群當然有足夠財力去支持富裕的生活開支，但中收入群體，在沉重生活開支的擔子下，左支右絀，卻為福利政策所忽略。因此，如何收窄高低收入的距離，使中低收入群體得到支援，是今日政府需要考量的政策。

總括而言，透過稅務安排，為這批中收入家庭提供支援，是一個可考慮的政策方向。可利用「負所得稅」概念，通過稅務安排，以紓解日益顯著的「第二層面貧窮」問題，而可供借鑑的美國收入稅務補助計劃，囿於篇幅，筆者將另文討論。但無論如何，即使如今法定最低工資提升至37.5元，但衡量到目前衣食住行的生活開支，尤其是租金開支，區區的最低工資保障，甚至職津的補助，顯然無濟於事，面對當前中等收入個人或家庭陷入「第二層面貧窮」的現象愈來愈顯著，如何對這個群體提供稅務支援，避免貧窮現象向中產階層蔓延，無疑有政策上的現實需要。

（談香港在職貧窮問題．二之一）

本文由科大商學院傳訊部筆錄，麥寶龍博士口述及整理定稿

作者為香港科大商學院會計學系高級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