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15日
今年本地大學的「神科」收生,IB、GCE考生的非聯招錄取佔比高而引來批評,有傳媒、議員要求大學照顧「貧窮家庭」考DSE的子女,認為升學機會對他們嚴重不公,要求盡快解決。
為表示現象不公,議員說IB、GCE這兩個試較DSE易考得好成績,真是混淆視聽。大學收生時難道不會調整不同考試的成績,見此A就如同彼A嗎?而且IB素來要求更高,同時提供多種考試課程的學校都篩選成績好的學生讀IB,不是想讀就可以讀。大學收這些學生,焉知他們不是更優秀?
反過來說,優秀大學收生往往也非純看考試成績,而是喜歡「all rounded」的申請人,更不會局限本地生。現在連名牌中小學也如此,報名時五歲小孩要交portfolio。很多人對直資學校的存在很不滿,放在貧富懸殊的環境中,怎麼看都不順眼,要求學校都奉行有教無類的理想,又要求政府煞停制度,讓所有人都能單憑成績入讀名校,不要搞那麼多才藝比併,但是官津小學的抽籤派位又不喜歡。
說來說去,其實都只是想子女輕鬆入名校又不用花大錢,而用公平包裝而已。有教無類而成績一般的學校,秉承普及教育的原則照顧各種資質能力的孩子學習,並不見得受社會的讚揚。
利益集團各有所求
說句不中聽的話,直資學校是政治上給予中產階層的權利吧?社會裏此一階級的壓力最大,他們致力學業,辛勤工作,交足稅卻少福利,還要面對高樓價的窘境。
眼見科技淘汰愈來愈多的工種,下一代的教育是中產必爭之事,不單搶名校學位時爭得頭崩額裂,入學後的功課也是半點放鬆不得,務求拋離對手,尤其是享受着他們享不到的公屋及種種社會福利的競爭者。直資學校的政策是有心或無意也好,取消的話中產階級一定暴怒。
教育和政治糾纏不清,從來是現實。近日哈佛大學被控收生歧視亞裔,根據最高法院裁決,大學可在取錄過程考慮種族因素來促進多元,即是說才能並非唯一標準,政治是重要考量。
紐約早前有校區改革也遭到華人強烈反對,因為當局發現區內頂尖學校的學生,白人和亞裔數目遠超過區內人口比例,黑人和拉美裔的子女缺乏入名校以上進的機會,於是就想按種族比例來分配學額。向來以優秀學業成績著稱的亞裔當然大力鞭撻,深覺不公。站在社會和諧的前提下,壓制亞裔收買拉美黑人,卻有政治上的需要。
明朝第一屆科舉中榜的清一色是南方人,引起北方民情沸騰,究其原因,確是南方相對穩定,學術水平較動盪的北方高。可是才開朝不久人心未定,尤其朱元璋本身是南方人,引來的猜疑更大。結果他狠下殺手,把考官、狀元等一大群人殺殺囚囚,將榜上名字全換成北方考生。其後的科舉考試更設了依地理分配的中榜名額,硬性規定各地區入仕的比例。
教育和政治從來脫不了關係,從古至今、中至西、左派以至右派。
說到名額分配,想起歷史上另一回事。香港電台有個精采節目叫「歷史係咁話」,由一群年輕學者主講,值得推薦。近期一集談賣官鬻爵,很有意思。從前我們讀到的歷史評論都指斥這種行為,認為賣官鬻爵是朝政敗壞之象,出現的時候都是國運傾頹之兆,但原來事情不是這般簡單,有着另一套邏輯。
賣官鬻爵多個朝代都存在,單說較近代的明清時期,政府賣官制度化,叫作「捐納」,國有大事如打仗或有大型救災等等而造成財政緊絀時就推出。一般人以為肯花錢買個官來做做的,該是富有但社會地位不高,又重利輕義的商人吧?原來不然。
最多幹這種事情的就是官場中人,士大夫階層,不乏進士出身的讀書人。官員本身捐個官可以升級,或為子孫搭個晉身階梯,再加上自己的關係去照拂一下,就把子弟的前途照顧好了?而且子孫還是要讀書考科舉的,捐官就像多買一重保險。
古時賣官另有邏輯
於是,官位的空缺就有比例劃分,一些留給科舉的進士,一些留給晉升的官員,一些就留給捐納的人。捐納又考科舉的人就像是排了兩條隊,情況有點像現時國際學校的corporate debenture制度。一般報名者一條隊,買了corporate debenture的人有另一條隊,有些學校容許同時排兩邊,入學試還是一樣需要通過的,正如明清時代買回來當的官也一樣要接受定期評核,不過肯多花點錢的家長就多一分把握把子女的學位拿到手。
如果有直資名校轉型成為私立學校,與國際學校看齊引入這個制度,面向全世界招生,輿論會認為學校是愈做愈好,達到國際級的成績和認受,還是會口誅筆伐,痛罵學校向錢看,背棄香港基層學子?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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