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15日

陸少亮 經管錦言

教育、考試與政治

今年本地大學的「神科」收生，IB、GCE考生的非聯招錄取佔比高而引來批評，有傳媒、議員要求大學照顧「貧窮家庭」考DSE的子女，認為升學機會對他們嚴重不公，要求盡快解決。

為表示現象不公，議員說IB、GCE這兩個試較DSE易考得好成績，真是混淆視聽。大學收生時難道不會調整不同考試的成績，見此A就如同彼A嗎？而且IB素來要求更高，同時提供多種考試課程的學校都篩選成績好的學生讀IB，不是想讀就可以讀。大學收這些學生，焉知他們不是更優秀？

反過來說，優秀大學收生往往也非純看考試成績，而是喜歡「all rounded」的申請人，更不會局限本地生。現在連名牌中小學也如此，報名時五歲小孩要交portfolio。很多人對直資學校的存在很不滿，放在貧富懸殊的環境中，怎麼看都不順眼，要求學校都奉行有教無類的理想，又要求政府煞停制度，讓所有人都能單憑成績入讀名校，不要搞那麼多才藝比併，但是官津小學的抽籤派位又不喜歡。

說來說去，其實都只是想子女輕鬆入名校又不用花大錢，而用公平包裝而已。有教無類而成績一般的學校，秉承普及教育的原則照顧各種資質能力的孩子學習，並不見得受社會的讚揚。

利益集團各有所求

說句不中聽的話，直資學校是政治上給予中產階層的權利吧？社會裏此一階級的壓力最大，他們致力學業，辛勤工作，交足稅卻少福利，還要面對高樓價的窘境。

眼見科技淘汰愈來愈多的工種，下一代的教育是中產必爭之事，不單搶名校學位時爭得頭崩額裂，入學後的功課也是半點放鬆不得，務求拋離對手，尤其是享受着他們享不到的公屋及種種社會福利的競爭者。直資學校的政策是有心或無意也好，取消的話中產階級一定暴怒。

教育和政治糾纏不清，從來是現實。近日哈佛大學被控收生歧視亞裔，根據最高法院裁決，大學可在取錄過程考慮種族因素來促進多元，即是說才能並非唯一標準，政治是重要考量。

紐約早前有校區改革也遭到華人強烈反對，因為當局發現區內頂尖學校的學生，白人和亞裔數目遠超過區內人口比例，黑人和拉美裔的子女缺乏入名校以上進的機會，於是就想按種族比例來分配學額。向來以優秀學業成績著稱的亞裔當然大力鞭撻，深覺不公。站在社會和諧的前提下，壓制亞裔收買拉美黑人，卻有政治上的需要。

明朝第一屆科舉中榜的清一色是南方人，引起北方民情沸騰，究其原因，確是南方相對穩定，學術水平較動盪的北方高。可是才開朝不久人心未定，尤其朱元璋本身是南方人，引來的猜疑更大。結果他狠下殺手，把考官、狀元等一大群人殺殺囚囚，將榜上名字全換成北方考生。其後的科舉考試更設了依地理分配的中榜名額，硬性規定各地區入仕的比例。

教育和政治從來脫不了關係，從古至今、中至西、左派以至右派。

說到名額分配，想起歷史上另一回事。香港電台有個精采節目叫「歷史係咁話」，由一群年輕學者主講，值得推薦。近期一集談賣官鬻爵，很有意思。從前我們讀到的歷史評論都指斥這種行為，認為賣官鬻爵是朝政敗壞之象，出現的時候都是國運傾頹之兆，但原來事情不是這般簡單，有着另一套邏輯。

賣官鬻爵多個朝代都存在，單說較近代的明清時期，政府賣官制度化，叫作「捐納」，國有大事如打仗或有大型救災等等而造成財政緊絀時就推出。一般人以為肯花錢買個官來做做的，該是富有但社會地位不高，又重利輕義的商人吧？原來不然。

最多幹這種事情的就是官場中人，士大夫階層，不乏進士出身的讀書人。官員本身捐個官可以升級，或為子孫搭個晉身階梯，再加上自己的關係去照拂一下，就把子弟的前途照顧好了？而且子孫還是要讀書考科舉的，捐官就像多買一重保險。

古時賣官另有邏輯

於是，官位的空缺就有比例劃分，一些留給科舉的進士，一些留給晉升的官員，一些就留給捐納的人。捐納又考科舉的人就像是排了兩條隊，情況有點像現時國際學校的corporate debenture制度。一般報名者一條隊，買了corporate debenture的人有另一條隊，有些學校容許同時排兩邊，入學試還是一樣需要通過的，正如明清時代買回來當的官也一樣要接受定期評核，不過肯多花點錢的家長就多一分把握把子女的學位拿到手。

如果有直資名校轉型成為私立學校，與國際學校看齊引入這個制度，面向全世界招生，輿論會認為學校是愈做愈好，達到國際級的成績和認受，還是會口誅筆伐，痛罵學校向錢看，背棄香港基層學子？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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