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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麥寶龍 解牛集

調減租金壓力 緩和貧富懸殊

瑞信研究院(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在日前發表的2017年度《全球財富報告》中提出,全球財富總額過去12個月裏增長了6.4%,達到280萬億美元,創下自2012年以來創造財富最快的紀錄。其中,美國為領頭羊,增長額達8.5萬億美元,佔過去12個月全球財富增長總值的一半。但報告同時指出,雖然2008年金融危機後主要經濟體逐步恢復經濟動力,可是貧富懸殊加劇的現象相當突出。

另一方面,香港政府公布最新全港貧窮人口數目高達135.2萬,是2009年以來新高。經政府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貧窮人口仍有99.6萬,貧窮率為14.7%,較前年上升0.4個百分點。

先因收入差異而起

若政府容讓貧富懸殊加劇或不能令當前本港貧富懸殊的問題情況得到改善,很顯然會加劇階層矛盾,為社會帶來不穩。如何制訂措施紓解困局穩定民心,為香港社會的整體發展打好根基,是一個很值得社會討論的課題。

貧富懸殊日益尖銳的情況,是帶有周期性的。當一個經濟體的增長從低谷向上回升,在內的不同經濟部門的回升幅度有異,從而對個別經濟部門形成不同的創富客觀環境,也同時對擁有不同工作技能的個人形成不同的創富條件。工作能力與技能高者,收入自然較高。

看深一層,當經濟向上回升,個人收入出現差異,顯然無法避免。在新的經濟上升周期中,推動經濟增長的不同工種,其對勞工的需求不僅有優先次序,而且在新的經濟周期中,那些有新經濟增長優勢的工種,若在復甦期間能配合當時經濟發展的需要,在市場供需機制下,它們的從業人員便會比其他賦閒的勞動力快人一步得到更多收入。譬如今日的新興行業,如大數據和雲端科技、金融科技、數據分析、網絡安全和人工智能等。

值得一提是,在當新興行業正推動經濟,以及改變當中工種需求的同時,無論是政府和民間對新興行業的發展前景、方向和規劃,缺乏有系統性的討論,這一點是筆者憂慮的所在,因為這些新興行業對人力需求的幅度和速度,比供應的幅度和速度為快,導致財富向競爭優勝者傾斜的後果,加劇貧富懸殊。

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據華盛頓智庫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發表的Billionaire Bonanza年度報告,美國最富有的3個人──貝索斯、蓋茨和畢非德的財富,等於美國底層一半人口的財富總和。由此可見,除了有「股神」之稱的畢非德是在回升的金融市場中賺到「盤滿缽滿」外,貝索斯是全球電子商務業王國亞馬遜的領軍人,蓋茨為軟件科技微軟公司的創辦人,後兩者所從事的商業活動,正是當前新興產業的支柱,無論在未來發展前景、人力需求和工資增長,都是最具潛力的一群,可從中見其一斑。

因此,如果不及時思考未來的發展和作好準備,那些在新經濟時代失去工作技能的勞動力,很難進入勞動市場尋求生計,實在令人憂慮貧富懸殊在未來不僅無法紓緩,甚至可能其差異會進一步惡化。當去年美國亞馬遜在西雅圖開設「Amazon Go」無人超市和今年7月阿里巴巴在杭州推出集購物及餐飲於一店的無人零售店「淘咖啡」,讀者或許認為與身處香港的我們何干,但其實它們的出現已為將來一群在新經濟時代失去工作收入的勞動人口所帶來的社會危機揭開了序幕!

在社會變遷下,沒有掌握新工作技能或低技能的勞動力,收入微薄,因收入所得出現顯著差距而形成的「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現象,筆者將之界定為「第一層面的貧富懸殊」。

財富乃淨收入的累積,即收入減除生活開支後餘額的滾存。從本地觀察所得,在「衣、食、住、行」中,「住」的支出負擔極為沉重。且不談論自購物業,即使以租金而言,其騰升之勢亦令人不安。貧困之家居於「劏房」所承擔的呎價租金,遠比同區私人物業更為昂貴,租金支出動輒佔收入逾半,加上本港的交通費絕不便宜。因而有限的收入,扣除了沉重的「住、行」開支後,只能「節衣縮食」過活,引致了「第二層面的貧富懸殊」。

雖然政府於2011年5月1日開始實施「最低工資」制,過去幾年,最低工資的水平亦有所調整。但此舉對於「扶貧紓困」的效果並不顯著。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稍為提高了一點工薪,但支出卻無法調降,「住、行」支出的增幅往往遠超過收入的增幅。無可否認,政府在扶貧紓困上,有推出政策努力加以改善。但值得關注的是,政府的政策措施多採用補貼方式,而能切中問題核心並帶針對性的解決方案卻欠奉。

從稅務角度看,透過資源重新配置來紓緩貧富懸殊,無疑是理性的政策選擇。筆者認為,除了增加扣除金額和提高免稅額,政府其實可以考慮提高「超高收入者」的邊際稅率。

這絕對不是「仇富」的思維,而是從財政和財富重新分配的角度着眼,若政府缺乏持續而可靠的歲入,必然有「巧婦難為無米炊」之嘆。

提升超高收入稅階

因此,在紓緩貧富懸殊的考慮下,建議可在「上下兩端」下工夫,即對低收入的家庭作出支援,在高端的「超高收入者」一方,則循序漸進地提高其收入的邊際稅率,取得穩定而持續的財政收入,再在這個基礎上制訂解決問題的結構性方案,才是解決問題之道。

事實上,筆者一直對政府能否取得長期而持續的財政資源,以支撐龐大的開支有點擔心。

近5年來,香港政府錄得龐大的財政收入,無可否認是靠每年平均有逾750億元的賣地收入所致。根據政府統計處的統計資料顯示,由2011/12至2015/16年間,平均賣地收入佔政府收入總額約一成七。若只着眼在經營收入來自稅收的賬目,政府財政只能做到收支平衡,個別年度錄得輕微赤字,反映政府的財政收入的結構並不牢固。

雖然政府已表明低稅率和簡單稅制是香港賴以成功之道,看似大規模的稅改包括開徵新稅種不在政府的優先序中,但從各項客觀情況而言,筆者認為政府應慎重考慮稅改的必要,免得結構性財赤出現時,社會要負上不能逆轉的沉重代價。

雖然政府現設有相關工作小組,對應一些政策問題,包括在稅務上的檢討委員會,針對土地供應問題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過去,各政府委員會中僅得8%委員屬青年(18至35歲),特首林鄭月娥決定,政府將委任更多青年人加入政府委員會,目標是5年內提升青年委員至15%,並把青年聲音帶入政府高層等,政府當下的政策工作努力,值得肯定,但更關鍵的是,社會需要有高瞻遠矚的長遠規劃發展藍圖,在這方面,特區政府顯然還需努力。

總括來說,紓緩當前本港貧富懸殊加劇壓力,短期最迫切需要解決的依然是房屋問題,當中的聚焦點是設法紓緩貧戶家庭的租金壓力。

政府應加快議決執行

有建議設置臨時房屋,包括貨櫃屋等措施改善問題,這些討論相信為公眾所樂見,但更重要的是,政府須加快議決執行。

很明顯,無論是居住在「劏房」的貧戶家庭,或租住在私人住宅物業的貧窮家庭,若然能夠減輕最大開支的租金費用,使深受「節衣縮食」壓力的貧戶得到喘息機會,是扶貧紓困的優先工作;在最低工資保障下,所得的收入,若能在租金開支上得到合理的調整,即使此舉未能有效完全化解貧富懸殊,但起碼有助減少貧富懸殊惡化的壓力。

作者為香港科大商學院會計學系高級講師,本文由科大商學院傳訊部筆錄,麥寶龍博士口述及整理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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