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業增值稅讓樓市理性定價

新一屆政府將於下月公布《施政報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透露，報告內將會交代對本港房屋政策的看法和具體措施。事實上，香港目前確實存在不少急需解決的社會問題。除了備受關注的房屋問題，也要應對本港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稅基狹窄，政府的財政歲入高度依賴直接稅收，令收入結構容易出現結構性赤字風險。相信不少市民均期望政府在即將公布的《施政報告》中，為這些問題提出對應並到位的解決方案。

就稅收政策而言，筆者曾在本欄發表的文章建議政府可考慮引入資本增值稅，對物業增值徵收稅項。引入物業增值稅的目的並不在於藉此遏抑樓價，因為本港樓價飆升不停並非由單一因素造成，而是受到多項因素影響，包括住屋供求、貨幣供應以至利率等。

很大程度上說，引入物業增值稅可望有助樓價形成相對穩定地發展的市場環境。筆者傾向相信，應讓買家有一個正確估算成本的購買方程式，達致一個正確的決策，亦即買入物業時，清楚知道整體的交易成本，包括物業的增值收益，需要繳付增值稅。

看深一層，貧富差距可以是產生自財富不均或收入不均所致。究竟是因財富不均？還是因收入不均？或兩者皆是？在香港的情況，似乎是財富不均造成的貧富懸殊更切合現實。不僅香港，在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當個人擁有了收入產生的資產，如股票、債券和房地產等財富工具，一旦擁有，他就不一定需要有固定收入，都能獲得更多的財富，因為其收益可來自股息和資本增值。

按現在香港稅務條例，在缺乏資本增值稅下，業主賣出物業的收益毋須繳付稅款，但個人就工作勞務的收入須繳納薪俸稅。雖然筆者明白資產擁有者須承擔投資風險，亦擔當着為社會創富的重要角色，與單靠收入的在職者比較，是不能作類比的。但當後者須按其應稅收入的15%（即現今的標準稅率）繳交薪俸稅，而前者的所得被視為資本性收入，毋須納稅。這明顯是政策上的不公，亦是擴大貧富差距的助燃劑。

因時制宜彈性實施

記得美國聯邦儲備局前主席格林斯平曾於1997年在國會聽證會上作供，他清楚反對引入資本增值稅。理由是一旦引入該稅項，便會窒礙投資者把手上的投資，改換到另外一個更高收益期望的投資，亦即他對投資「換馬」有猶豫，這樣便壓抑了交易行為，最終損害到整體經濟增長的速度。格林斯平主張最適合的資本增值稅稅率為零。

筆者並不否定格老對此政策效果的憂慮，但公共政策往往不是非黑即白那麼機械化，需要因應具體情況，經過理性的政策討論，因時而制宜。在香港的情況，因完全沒有資本增值稅，業主可以把資本增值的所有收益盡收囊中。不少學者和評論都認為，現時樓價高企不下，主因是熱錢流入和社會上有多餘的資本，在極低息的情況下，令到資產市場出現過熱。樓價飆升不停，雖然沒有資本增值稅不是主要推手，但相信也是樓價升完再升的原因之一。

香港若實施物業增值稅，日後買家便清晰知道，把物業單位賣出須繳付增值稅。這樣一來，買入樓宇的成本和收益預期，業主便有一個清晰的估算，此舉有助對該物業進行理性的投資「定價」，減少對未來利潤實現的過度憧憬和亢奮。

事實上，政府可以制定政策彈性以配合實施。例如，考慮資產的使用性質，是自住或投資；另一些政策變量的考量，如物業持有的時間等。若投資者購買物業單位後很短時間便脫手，可徵收較高的增值稅率；時間較長，則徵收較低的增值稅率。甚至因工作調遷或工作關係而被迫把物業出售，亦可酌情豁免。

在這個討論基礎上，究竟目前是否引入物業增值稅的適當時機？筆者之前也提過，引入的時機嚴格來說已錯過了，因為樓價的失衡，價格不斷飆升的情況起碼出現了幾年。可以說，政府其實早該當機立斷引入物業增值稅，並據此作為調控物業市場的手段。不過，始終「遲勝於無」，透過引入物業增值稅，令物業市場有一個更合理的定價。

由於本港稅基狹窄，政府十分依賴直接稅收，因而筆者擔心香港有再出現結構性財政赤字的風險。翻查最近5年的財政年度報告，香港政府的收入來源主要來自經營收入中的直接稅（即所得稅），其次是從賣地取得的收入，雖屬非經營收入，但收入僅次於所得稅。若按年扣除了賣地收入，政府的財政盈餘其實並不多，有些年度甚至沒有盈餘。

事實上，當政府稅收高度依賴直接稅，無可否認會很容易出現結構性財政赤字。因此，開徵新稅種、拓寬稅基是合理的期望，我們除了應該檢視政府經營賬目和非經營賬目外，還可以從政府稅收對GDP的比例，評估政府需要拓寬稅基的政策合理性。根據美國智庫組織The Heritage Foundation發表最近期的數據顯示，香港政府稅收對GDP的比例為14.4%，實屬處於較低的水平。對比就人均收入處於同級別（即5萬至6萬美元）的地區或國家，如美國為26%、愛爾蘭為29.9%、瑞士為27.1%。

回頭再看本港貧富懸殊的問題，這是政府需要正視的。如今致富與工作是否努力不再相關，反而在於擁有資產的多寡，財富收入不均，令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理性地分析，貧富有差距也是尋常，因為不可能人人平等獲益，而且因有差距，反而激勵處於下方者努力向上，差距變成為改善自身不利境況的良性推動力。問題在於貧富出現過度的差距，極端化的結果，是貧者失去改善自身的動力和激勵，逐漸對社會以至政府失去信心，衍生社會秩序出現不穩的風險。

因此，紓解貧富懸殊，除了向高增值的資產徵稅外，還可以考慮提高高收入者的所得稅邊際稅率，採用「能力愈大，責任愈大」的原則。雖然有評論認為，向高收入者徵收更高的稅款，會壓抑這群人的工作積極性。然而考慮到當提高了邊際稅率，雖則或損害一些高收入者的工作意欲，使其個人收入減少。但是，這些收入減少的部分（打趣說是每月5萬元），對高收入者（如月薪超過25萬元）來說，顯然沒有影響到他們固有的高生活質素水平，反而從公司的角度看，若減少向高薪者支付更多，可以把所持的資源（節省了的5萬元），轉向關顧低收入的員工，有助減慢貧富差距擴大的速度。

提升高收入者所得稅

讀者可能會認為筆者此類想法太天真，每月省了付給高收入者的薪金，不等於會轉付給低收入的員工。首先，這是理念層面的論述能誘發討論。再者，若該省下的資源回流給高收入者，政府便可透過高邊際稅率增加稅收，加強資源再調配的能力。

總括來說，通過財政政策，即提高高收入者的所得稅累進稅率，把資源重新分配，可減少收入不均造成的不公；與此同時，引入物業增值稅，向資產富有者徵收增值稅，減少資產造成的財富不均的情況稍得改善，兩者雙線進行，冀香港社會未來有一個更健康的發展願景。

（本文由科大商學院傳訊部筆錄，麥寶龍博士口述及整理定稿）

作者為香港科大商學院會計學系高級講師